(图文)世界工厂的“黑工之路”

 

清晨5：00起床，午夜12：00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由于缺水，三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两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名工人似乎还有呼吸……

　　

这不是旧社会包身工的报告文学，而是山西黑砖窑里未成年奴工的真实写照。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七个年头，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一条由上千个失子家庭自发组成的队伍，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向世人揭开了这条用血泪铺就的“黑工之路”。而大量资料堆积而成的事实表明，这绝不仅仅是中国血汗工厂的全部。

　　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处于下面悲惨境况的工人劳动的工厂就叫做“血汗工厂”：在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之际……工人没有组织，政府没有劳动立法，遭受异常严重的剥削：奇低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日，紧张的劳动强度，没有劳动保护，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生命和人权都没有保障。

　　可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原始积累阶段的“特产”，竟然也成为“中国特色”，“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在大量的新闻报道出炉后，这首打油诗道尽了血汗工厂的辛酸。

　　有学者分析说，血汗工厂的问题率先是在广东暴露，原因是广东最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依靠得就是“超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也就是说，打得就是“血汗”牌。这样的结论不无道理，放眼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太多的贫困人口，使人们争相赶往血汗工厂。

　　有数据显示，如果按国际通行的人均日收入1美元计算，中国大约有2.5亿人之多的贫困人口；而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保障线”，每人每日2美元标准计算，中国会有7亿人之多处于“保障线”之下。如此之多的贫困人口和“近贫困”人口，你想阻止他们去血汗工厂，可能都比较困难。

　　与此同时，太多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使人们无奈地接受血汗工厂。据国际劳工组织称，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减少了一半，裁减下5900余万个就业岗位，而新兴的私营企业仅创造1600余万个就业岗位。

　　而且，由于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竣，有博士、硕士生的月薪降到了1500元，还不如保安、清洁工。女毕业生就更惨，签约率明显低出八个百分点，有的竟要签“不结婚不生子”协议。

　　在这样的环境下，廉价劳动力已然成为一些地方发展经济、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使很多地方很多人竞相模仿，奉为至宝。有的地方政府公然在招商册子上，隆重推出“廉价劳动力”优势；有的投资商不看天不看地就看人，看是不是可以办血汗工厂，政府管不管。

　　血汗工厂真正的土壤便是政府以市场自由为由，退出对社会的保护。上个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十分犀利地指出，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逐渐增加，社会整合力量日益消解，造成这些“世界的苦难”的主要原因便是“国家的撤退”。

　　从制度的层面看，中国政府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努力依然存在诸多缺陷，这也是海外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工人状况的主要原因。自1990年代初以来，保护劳动权益积极分子证明很多服装厂存在“血汗工厂”的状况。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但外界认为，法律目前尚无能力保护工人，因为它依赖官方的工会，而在动荡增加之时工会往往赞同管理。

　　“血汗工厂”再现中国，这不由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山西黑砖窑事件之所以倍受关注，除了窑厂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让世人看到，国家的撤退所造成的后果已不仅仅是制造出大量的“血汗工厂”，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犯罪的程度。

　　如果说是否存在雇佣童工、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是否违法延长工作时间这些仍然是劳资双方的矛盾的话，那么，这条由法律和道德筑起的精神底线已随着黑砖窑事件的曝光荡然无存。如果现在仍不采取行动，或仅仅采取有限的行动维护工人本已所剩无几的权益的话，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沦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这是曾经以及现在仍被禁锢在黑砖窑里的孩子们带给世人的启示，同时也正是中国政府及全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