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登社论说，“转型正义“，是台湾最近常见的讨论话题，所探究的主轴是如何面对、处理或矫正过去威权体制在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遗绪。这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严肃以对；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项基本的思考盲点，那就是假设威权体制业已随着政党轮替而终结，误认“威权体制”是与特定的政党而非政治权力的滥用相连结。因为，转型正义所要处理的一个重大难题，正是在正义转型期间掌握政权的个人或政治势力，不仅整套复制既有威权政治文化的遗绪，更在民主业已转型的表象之下，继承了滥用权力的习性与风格，使得转型正义难以实现。
陈水扁日前接见外宾，以“转型正义”为由，说到如何处理不适任的法官与检察官的问题，以东德淘汰了五成以上的法官与检察官为例，对照台湾未做相同的处理，以为台湾很难避免法官、检察官及调查员因政治因素或选举考量，而介入、影响甚至企图左右各党“总统”候选人未来的竞选活动。陈水扁的话语，立即引起 “司法院”、“检改会９、民间司改会以及司法界人士的反应，普遍皆认为发言不当。审、检、调机关各自重申，司法人员不该也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总统” 大选；有人呼吁陈水扁慎言，不要模糊其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社论指出，依我们看来，陈水扁的不当发言，恰巧出现了“转型正义”里不容忽略的思考盲点：即民主转型期中的掌权者，也依旧可能延续威权政治中的滥权遗绪。
社论说，陈水扁的发言，表面上大义凛然，骨子里却令人不寒而栗。依照其发言逻辑，台湾似也该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而意在言外的淘汰指标，似乎就是要看哪些法官、检察官介入影响“总统”选举？接下来，正在处理或审判“总统”大选候选人相关案件，还有足以影响选情、动见政治观瞻等重大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们，岂不就是淘汰指标所要观察的对象？问题是，谁有权力运用特定的淘汰指标指认并发动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陈水扁所暗示的淘汰指标，难道不是在以吴淑珍案、马英九案、谢长廷案、陈菊选举案中的法官或检察官为对象，告诉他们，如果处理或审判的结果不令当权者感到满意，他们就会是转型正义旗帜下遭到淘汰的法官与检察官？
陈水扁虽已处于政治跛脚的位置，但是由于执政党极度看重“总统”职位的分量，他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显然仍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影武者。加上尚属现在进行式的“国务机要费”刑事案件，陈水扁在吴淑珍案、马英九案、谢长廷案、陈菊案……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利害关系人，甚或间接当事人，利用“转型正义”的题目，从事含沙射影的发言，已经不只是应回避而不回避的利害冲突问题，也不能只问领导人 在接见外宾时是否欠缺了对于司法应有的尊重，而是涉及是否利用其身分及权势地位干预甚至恫吓司法了。一位执政者，利用“总统”选举的案件关连性，对于司法人员提出淘汰说，有没有威胁司法独立的顾虑，不也正是转型正义论述所该关心的话题？
政党轮替之前的威权时代，司法的信用不彰，原是民主体质孱弱的社会现象指标。当年执政党自诩是法院的经营者，许多人可能依旧言犹在耳，也就因此以为司法之中尚有昔日的威权余孽存在。但是，政党敢于号称“法院是我党所开”，原因不在它政党的名号，而是在它执政的位置。有政治本钱经营法院的只能是执政党，不会是在野党，所以重点是谁在执政，不是那个政党。
转型正义要避免威权政治再度扭曲司法，必须针对两种对象，一种是新的执政者，确保他们不会继续伸手干预司法的前朝文化，他们也许不再明目张胆地经营法院，但是新的执政者如果本着深怕“法院不是本党的地盘”的心态，以法院不利执政者的判决作为政治上声讨法院的根据，其实也与戕害司法的威权文化余孽，相去无几。另一种对象则是司法体系之中与现代司法体质格格不入的不适任人员。但是，如何区别甚或淘汰不适任司法人员，不该由执政者决定，也不该是直观式的使用政党的标签进行顺昌逆亡的声讨，而必须要以人权保障的司法正义实现程度，做为观察标尺，由政治势力让出适当的空间，透过审议式民主的社会对话，引发司法体系自觉自发性的体质改良。
社论总结，执政者若是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号，表面上不分青红皂白，对司法做出泛余孽指责，骨子里却企图形成司法内部的寒蝉效应，在司法审判具体案件的结果上获取选举政治利益，那将是转型正义的悖论与背反，不过是另一次践踏司法独立的恶劣权力示威举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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