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习近平接张德江的棒出任淅江省委书记时，曾表示担心当地出现“烂尾经济”。今天，张德江虽已离开广东，但接任的汪洋一样有烂摊子要处理：企业集体出走珠三角，成为今年广东最引人瞩目的经济类“头等大事”。截止11月份，广东企业倒闭的消息陆续有来，数以千计企业大举外迁的行动才开始触动地方政府的神经。
近两年来，房价高企、土地电力短缺和工人供不应求的几大“硬伤”，导致企业集体迁移。有意见指，劳工紧缺的问题本可通过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加以缓解；可遗憾的是，在资方提高工资吸引劳动力同时，有地方政府却对工人群众打起“圈钱”的收费管理牌，落井下石的“政策反做”催化了珠三角制造业走向危机中。
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导向的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已不可逆转，长期从事低附加值、高污染的珠江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是首当其冲。
据《南方都市报》11月13日报道，由于受到土地、环境等“硬”条件的制约，一大批深圳企业有了集体“迁徙”的打算。来自深圳贸工局最新的报告更证实，到今年6月，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了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无独有偶的，来自央视《经济半小时》12月10日，播出的“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成本上升致企业外迁”的内容，报道称在现时广东大概五六千家鞋厂当中，目前关闭的大中型厂房在广东已有一千多家。情况堪忧的是，除了制鞋企业，其它像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由于企业营运的成本开始攀高，有的已经倒闭，更多是被迫迁移，曾经辉煌一时的珠三角制造业，如今却面临著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企业纷纷出走珠三角，并不是匆促的决定。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制造业龙头城市，早在去年6月，一项由官方发布的企业外迁调查表明，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料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部分迁往地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多数则往省外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就今年上半年，由深圳六区政府、行业协会及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在异地签约设立的“深圳产业转移园”就多达20多个，情况颇为尴尬。
企业的集体外迁，在现实中最直接的反映到是，今年1─5月份，深圳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个百分点。而在全国大中城市里，深圳工业增长水平倒数第二，尽管深圳也希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环节和有污染的企业可以转移出去，只是没想到，在这场迁徙大潮中，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流失出去，此事已引起深圳当局的高度关注。
当然，就深圳企业外迁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对32家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外迁企业调研所得，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选择该项的企业有20家，占62.5%；排在第二位的则是“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选择该项的企业有16家，占50%.
深圳的工业用地短缺是关键。而在另一个制造业龙头城市—东莞，劳动力的不足却成为企业的致命伤。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在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最集中的东莞，几乎每家工厂的门口都贴著常年招工启示。2002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人民币（下同），现在是690元，五年上涨了50%多，而实际上，现在珠三角工人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大约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不等，但即便如此，企业招工依然困难。其中这说明这几个问题。一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里已经不再容易找到。其次是，部分地方政策对前来打工者形成障碍。
有一种意见认为，“广东劳动力大军的转移，虽然有国内地区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造成的客观因素，但总的来说，之所以会造成今日之局面，归根结底，地方政府才是罪魁祸首。”据透露，就在今年6月10日，东莞市厚街镇政府发布了一张收费通告，收是的《流动人口调配费》，共115元（人民币，下同），暂住证费35 元；来自东莞的一名工人11月29日在网上也张贴了当地的“收费标准”。“要做暂住证，要缴交费用如下：1.工本费 5元。 2.治安联防费30元。3.垃圾处理费12元。4.绿化费16元。”。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广东省，不同地方之间在同一项管理收费上的差距，有时竟然多达一倍的。值得商榷的是，一边是企业哀声歎气报怨招工难；一边却是地方政府对前来打工的外来人，不遗余力搞“圈钱”小花招。今年初，广州首先取消了外来人暂住证的收费，东莞市市长李毓全在“两会”中，亦表示早已有取消暂住证收费的打算。然而，事过数月，在东莞的乱收费问题却大行其道，这就形成了一幅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画面。为什么东莞地方工厂招人难？还是有迹可寻的。
据《亚洲时报在线》所知，在广东最大的毛织生产基地--大朗镇，从2006年开始，大批毛织工厂已相继倒闭，包括那种几千人的大型企业和十几个人的家庭式小作坊；而号称为广东最大服装生产基地的东莞虎门，今年以来也因很多服装厂招不到工人而关门大吉，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不能因应配合是关键。目前，很多纺织品企业已迫于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水电费用、厂房租金等等，把工厂迁到粤北的韶关，河源，以及湖南，江西等偏远地区。
广州《羊城晚报》12月9日报道，紧邻广东省的江西赣州市，就是广东和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向劳动力更便宜地区转移的一个收益地。在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的外来企业，目前就有200多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据赣州华坚国际鞋城负责人涂火介绍，在赣州，这里的劳动力成本，在现在已经加速提升的情况下，人手充足，人均月工资也比广东东莞要便宜300元钱左右，而水电成本也要低不少。在赣州，每度电只有0.68元，东莞是0.9元多，赣州的用水每吨是0.9元，东莞则是1.5元。
但迁出了广东，并不表示一切都顺利。有港商把工厂“北移”往中西部地区后，发现当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等问题。据反映，“在当地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业还得在当地买地建房，而不像广东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不少因新政和环境制约无奈迁出广东，但在新落脚处水土不服的工厂企业，无疑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回顾过去，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珠江三角洲曾独领风骚多年，然而，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这个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去留问题，均成为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大抉择。但不尽相同的是，企业的去留是“被动”的看投资环境来决定；而政府“主动”的有所作为是决定整个大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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