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１５日将刊登记者访谈《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旦增伦珠介绍说，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５％，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１９７家，大贵族２５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介绍，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旧西藏，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张云指出，“这种农奴制下的广大农奴，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农奴主的特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孟广林指出，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确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广林介绍，对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禁锢，正是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一个突出表现。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权制度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为封建农奴制提供了保障。
张云指出，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残酷———宗教势力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今生统治；另一方面，同时通过宗教特权，以对百姓的来世进行赏罚为名，实施精神恐吓。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来生转世说，而统治阶级正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服务。
张云还介绍，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阶级完全垄断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想获得教育，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寺院“读经”。即便如此，农奴的子弟成为僧侣也只是从领主的农奴变成了寺院的农奴，只有那些贵族子弟才有可能将读经作为晋身的阶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里，僧侣在嘎厦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享受着实际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黑暗体制下，老百姓没有表达思想的权利，甚至没有思考的权利。一切都要听活佛怎么说，否则，就是有罪。也正是这样一个黑暗体制，在西藏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５０年代。
旦增伦珠指出，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为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带来了曙光。但由于当时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还心存疑虑；不少僧俗群众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反动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中央对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同时，对西藏地区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仅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央给予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就高达３．５７亿元。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却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维护既得利益，于１９５９年发动武装叛乱。达赖集团流亡海外，妄图“西藏独立”、恢复农奴制度，这是违背历史进步潮流、与广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怎么可能实现呢？
张云指出，如今，达赖总是将“民主”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看看，达赖集团所组建的所谓“流亡政府”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体制。达赖宣称，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力。按照他的逻辑，他现在运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统治权力，为的是实现“大藏区”“高度自治”而放弃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谁又能相信呢？归根结蒂，达赖编织所有谎言所掩饰的，还是要“西藏独立”，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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