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源之乱：问责农业部
“肾结石婴儿”事件发生后，政府监管缺失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目前，大规模的抽查检测显示，中国主要奶制品企业的产品，都不同程度发现三聚氰胺成分。对此，与奶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的政府部门，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自中央政府的调查显示，奶粉和液态奶中的三聚氰胺，更多可能发生在原料奶收购环节。由于奶站大多采用专业的挤奶设备，奶农添加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奶制品企业是否在产品中添加三聚氰胺，尚有待调查。目前，越来越多的事实，将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嫌疑，聚集在奶站环节。
调查发现，早在2005年，一些奶站为了提高原料奶的蛋白质含量指标，就已向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等物质。近日，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史贵中发言称，截至9月18日上午，河北省已逮捕18名涉嫌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除了六名为非法销售三聚氰胺，其余12人全部来自奶站（场、厅）。
奶农在奶厅唯一要做的就是盯着奶罐中自家奶的数量
但是，奶站的原料奶质量出问题，到底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原料奶质量监管的政府部门对此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无疑是中国健全食品安全体系亟待澄清的问题。
奶站“监管真空”
目前，除了少数奶制品企业自建奶站，国内大多奶制品企业都从个人投资的奶站中收购鲜牛奶，充作生产加工的原料。原料奶从奶农到奶站再到奶制品企业，是目前国内通行和普遍的模式。无论是此次“肾结石婴儿”事件的肇事者三鹿集团，还是其他大型奶制品企业，其奶源供应主要依靠奶站。
学者调查，中国目前数以万计的奶站中，大约有16.1%由奶制品企业直接管理，还有22.6%属养殖小区管理，私人主办并经营的奶站占总量的54.8%。由此，对奶站所收购原料奶的质量监管，成为整个奶制品安全的基础。但是，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9月22日讲话，“目前，国家对奶站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孙政才称，出现上述原因，主要是奶站是近年来新生的市场主体，言外之意是中央政府还没来得及出台相关政策和明确主管部门。其实，作为中国奶业协会的主管部门，作为中国奶牛养殖业的主管部门，奶站“监管真空”等诸多问题早已暴露，奶业内部质量监控薄弱，原料奶问题多多，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主责农业生产的农业部很难置身事外。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指出，近年来，由于养殖成本增加，而原料奶价格未能同步提高，造成奶农收入大减，甚至“倒奶”“杀牛”；一些奶站为了谋取更大收益，“掺杂使假”十分猖獗，业内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调奶师”，有专业化的“调制原料”，有专门化的“销售渠道”。更为极端的是，没有奶牛，也能“造出”牛奶。
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中国很多部门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而对于食品安全等关涉民生的问题，反而没有足够的人力监管。奶站的监管就是鲜明的例证。
一方面，进入2003年后，中国奶业高速发展，奶牛数量和鲜奶产量大幅增加。在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负责奶牛养殖的各级农业主管部门为行业的成绩所迷惑，对其中的共性问题未能及时纠正。另一方面，2006年后，全国奶制品企业竞争加剧，纷纷“跑马占地”，这使得原料奶收购进入“卖方市场”时代，奶站相对奶制品企业占据主动地位。在此种情势下，农业部门对原料奶的质量监管却是空白。
由于缺乏来自政府的监管、约束，奶站在整个产业链中，成为盘剥奶农、要挟企业的市场垄断势力量。一些奶站的负责人已成为“奶霸”，利用各种资源和势力，禁止其他奶站到自己的“地盘”收购原料奶。他们一方面尽量压低收购价，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控制奶源的优势，向奶制品收购企业索要“高价”，甚至不惜掺假，加入三聚氰胺等有毒物质。
一方面是快速成长的奶牛养殖业和奶制品消费市场，一方面却没有明确对奶站的监管规范和监管部门，这凸显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漏洞，是中国食品安全“多头监管”体制失效的必然结果。而从政府职能转变层面，中央相关部门未能根据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中央部门的机构设置，赋予相应的监管职能，也是此次“肾结石婴儿”事件的深层制度根源。
农业部门的责任边界
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监管”，也就是说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贸易等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相对于卫生部而言，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农业部承担了负责“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
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该法自2006年11月1日施行。该法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农产品产地、生产、包装和标识、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的规定。该法所称的“农产品”，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在监管责任上，该法把农业行政部门规定为主管部门，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那么，原料奶是否属于该法所称的“初级农产品”呢？ （常红晓、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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