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退休：西藏前途疑云重重

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不再担任政治领导人，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人士以及全世界各地流亡藏人正在通过选举，推出新的领导人。这是达赖喇嘛出走50多年来首次宣布正式辞去行政职务，藏人前途如何，西藏问题如何解决，成了世人关心的问题。

目前，出线可能最高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43岁的洛桑桑盖(Lobsang Sangay)，虽然流亡政府方面还没有宣布投票结果，但有报道说，在4万7千张选票中，他的得票率接近半数(2万2千489票)。

洛桑桑盖1968年生，其父母跟随达赖喇嘛在59年之后出走印度。他是哈佛大学首位藏人法学博士。他在一九九二年当选遭北京强烈抨击的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他毕业于德里大学，一九九五年获得美国傅尔布莱特奖学金赴美留学，目前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台湾中央社援引洛桑桑盖的话说，他将实现藏人叶落归根的梦想，但也做好长期奋斗的最坏打算。“西藏向来表明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意愿，但中方态度强硬，继续采取对藏政治边缘化、文化同化、破坏环境的政策。”

近年来，广受西方政府重视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多次提出他打算辞去其流亡政府行政职务，专心佛学。他1959年3月匆忙离开西藏时25岁，如今已是77岁老人。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希望有生之年重返故土。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非常尊敬的喜饶嘉措大师(Shesrab rgyamtsho 1884-1968著名藏族大格西，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青海省副省长等)曾寄希望于出走的达赖喇嘛，他说，这里有你的故乡，这里有你的人民。

流亡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出走是及时幸运的，因为，留在中国的班禅喇嘛和喜饶嘉措大师，都在文革中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班禅喇嘛在批斗中，曾被红卫兵强迫吃大便((降边嘉措著《毛泽东与达赖、班禅》，香港新大陆出版社2008年版，268页)，而喜饶嘉措在挨批斗期间(1968年10月30日)孤身一人死在西宁市一间很小的陋室中，两三天之后才被发现，尸体已接近发臭。

毛泽东在达赖喇嘛出走后曾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啊？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你59年不回来，第60年你有可能回来”(《毛泽东与达赖、班禅》229页)

中国互动百科这样介绍嘉乐顿珠：“身份独特的邮差。作为达赖的兄长，娶了汉族女性为妻，能说一口流利汉语，曾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任职，与国共两党、康巴游击队、美国中情局、英国人、印度人接触甚深，这种独特身份，使得嘉乐顿珠成为各方力量博弈中的桥梁。”

周恩来在达赖喇嘛出走后有一次曾同毛泽东谈到了达赖喇嘛的亲人：“上一次在印度，我和阿沛、索康、饶噶厦等人谈话......。我和他的两个哥哥谈话，那两个人的态度坏透了了，完全是特务和流氓态度。”(《毛泽东与达赖、班禅》236页)

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出走西藏，随行人员只有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林仓活佛和赤江活佛两个经师，侍卫长官帕拉，还有达赖喇嘛的母亲、姐姐、姐夫和弟弟阿里活佛等人，走得十分仓促。(《毛泽东与达赖、班禅》215页)
嘉乐顿珠早在1952年就先出走印度了。

达赖喇嘛1959年3月出走后，北京展开了大批判，但是，达赖喇嘛的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到1964年才被正式撤销。在1966年到1976年整个“文革”期间，北京和达赖喇嘛方面没有任何互动，一直到了1979年邓小平再度复出。

邓小平带领改革派扳倒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再度出山后，1979年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邓小平发出了一句让藏人感到鼓舞的豪言壮语：除了藏独什么都可以谈。

整个80年代，北京和达兰萨拉在邓小平感召的鼓舞下，分别在1980年和1984年进行了两次比较正式的“会谈”。到了80年代后期，拉萨发生了好几次动乱和骚乱，以致时任西藏第一把手的胡锦涛戴着钢盔出面领导“平乱”之后，一直持续到整个90年代，这种接触陷入停顿。

等到90年代末期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后，北京和达兰萨拉才开始恢复接触。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双方进行了9次公开和引人注目的接触。

2010年初的这次谈判，北京方面是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副部长朱维群和副部长斯塔主谈，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是达赖喇嘛特使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两人，会谈地点选在北京，但双方仍然各执一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接触再次陷于停顿。

甲日洛迪会后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尊者是全体藏人的代表，尊者与藏民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受到藏人的完全信任。达赖喇嘛尊者代表藏人的合法性是不容争辩的，尊者毫无疑问被藏人视为自己的真正的代表和发言人。只有和达赖喇嘛会谈才能解决西藏问题。认清这一现实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当年也高呼过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到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两位藏人精神领袖。当年9月，达赖喇嘛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常务委员。年底，达赖喇嘛成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喇嘛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双双成为“国家领导人”。

从中共进北京执政以来，一直到1955年，毛泽东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经常不断通信。他对这两位西藏精神领袖的称呼是：亲爱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先生、尊敬的班禅喇嘛。

1955年夏天，毛泽东在会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代表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毛泽东与达赖、班禅》105页)

但是，1959年3月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到印度后，北京对他的称呼变成了“达赖集团”，“达赖叛国集团”，“达赖是披着羊皮的狼。”

2010年春天，北京和达赖喇嘛特使举行了正式会谈，北京谈判代表之一朱维群后来开了记者会并表示：“达赖集团这个伪政府一日不解散，伪宪法一日不取消，他们就一日处于与中国中央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对立的位置，他们就属于违抗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分裂祖国的政治集团。”

79年邓小平主张跟达赖喇嘛方面再启会谈后，80年84年双方正式会谈两次，但是，1987年，88年，89年，正值达赖喇嘛出走三十周年之际，藏人在拉萨和其他藏区地方，同汉人和当局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从那时起，双方有十几年没有来往，直到2002年。

从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国对外的宣传口径重要一点是：达赖集团企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就在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的2009年3月，西藏发生引起世人关注的3.14事件，西藏日报在3月17日发表文章，再度抨击达赖喇嘛希望恢复农奴制。

文章说，“多年来，为了维护农奴主的阶级利益，达赖集团想尽一切手段，阻碍西藏的发展进步；发动1959年的全面武装叛乱，企图组织封建农奴制的废除和百万农奴的解放；在境外成立‘流亡政府’，为封建农奴制度扬幡招魂；在境外重建叛乱武装，积累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暴力资本；与西方反华势力亦步亦趋，制造谣言，诬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形像，妖魔化中国，为复辟封建农奴制度造势。”

不过，在80年代中后期，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当时正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他在89年3月西藏骚乱之后曾表态：不必在农奴制问题上作文章。降边嘉措在其书中写道：在一次西藏局势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当前要进一步加强揭露和批判达赖集团企图分裂祖国、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罪行，胡锦涛说：“讲他们企图分裂祖国就行啦，不要提他们要提复辟封建农奴制度。”(《毛泽东与达赖、班禅》320页)

降边嘉措说，就以有些人津津乐道地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来说，近几十年来，他们控制着主流媒体，垄断对西藏问题的发言权，用多种语言文字，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地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但是，他们使用的资料，包括文献纪录片和历史文献，绝大部分都是1956年-----1959年前后，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谢扶民等领导同志直接领导、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民族院校的师生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来的。

降边嘉措说，这些大批判者本身，“并没有能够补充任何新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既没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收获、新观点、也没有科学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思考，基本上还是重复1956年前后和“文革”期间使用的大批判语言。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骂人骂得更恶毒、更凶狠、语言更尖刻，更粗俗。(《毛泽东与达赖、班禅》322-323)

2011年3月全球西藏流亡人士选流亡政府领导人，很有希望胜出的洛桑桑盖说，中国既然主张民族和谐，就该以和平方式对待藏人，彼此关系才能真诚和谐。

达赖喇嘛流亡49周年之际，也就是2008年3月，在拉萨再度发生严重骚乱，引起全世界关注，是为：3.14事件。当局说，314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有“无辜群众”18人死亡，382人受伤，重伤58人。当局还说，警方和官方部队方面，死亡1人，重伤23人，轻伤218人。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说，该事件之后，当局拘留了至少953人，76人被判刑。

北京一直指责说，是境外的达赖集团阴谋策划了这次骚乱，是这次生命财产损失的罪魁祸首。

西藏发生3.14事件时，北京正在开人大政协年度会议。北京和西藏自治区领导人都说：有充足证据证明，骚乱动乱是达赖集团策划的。但是，一直到今天，北京也没有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指控。

中国总理温家宝08年春天在老挝呼吁达赖喇嘛施加影响，停止西藏发生的暴力活动。这是3月中旬西藏出事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称呼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中国在提到达赖喇嘛的时候，通常不用“喇嘛”二字。而温家宝对达赖喇嘛的称呼，在中国境内并没有推广流行开。

北京独立学者王力雄说，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时候，上令不能下达：“对于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涉及到许多部门，至少西藏自治区加上周围的四个省份有藏区的，再加上统战部、公安部、安全部、军队武警，还有宗教局国新办，这些部门都有专门涉西藏问题的机构。”

王力雄说，中国有权参与西藏事务的机构大约有17，8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西藏政策。

拉萨3.14事件后，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公盟负责人许志永，牵头搞调研，推出了题为“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 ”文章(6/12 2009许志永博客)。文章的结论说：“如果只是强调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部社会治理结构的反思，那是对我们国家的不负责任。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其他国家乃至藏区其他民族的人相比，显得相对落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外来人员在藏区挣的财富，无形中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

曾经因维权被北京当局查封的“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说，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现代化冲击，很多年轻的藏人是困惑迷惘的一代。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存在的悖论。

维权组织公盟推出的这份调查报告结论说： 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批西藏地方干部，他们利用来自上层的权力资源在民族地方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少数的政绩工程和少数私人的财富，他们不善于面对公众，不善于面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思想的社会，常常激化社会矛盾，然后，寄希望于中央买单。普通藏人感受国家的帮助不如感受到的被剥夺感更明显，他们像很多内地省份居民一样对地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和愤怒加上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导火索，导致了3.14事件。

设在北京的维权组织“公盟”的调查报告，提出了8点建议，主要内容是：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符合藏人意愿的新政策；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特别注意引导全体藏人分享、获得充足的机会和发展利益；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大对地方权力结构的有效监控，加速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进程。

“公盟”在2009年西藏3.14事件后推出的这份调查报告还说，要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发展藏区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农牧区教育；充分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和支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充分认识到宗教性和宗教生活对藏区和藏人的重要意义；解决藏区问题，要采用更积极和智慧的对应方法和思路，以疏导、理解和融合为主导思路，减少民族间偏见、隔阂和伤害；推进藏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改变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建国至今缺少下位法的现状。

北京西藏问题研究学者降边嘉措在其著作中说：“49年过去了，迄今为止，中央主管西藏工作的部门、广大的藏学工作者，还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交一份堪称合格的答卷：更无法告慰深切关怀藏族人民、十分重视西藏工作的敬爱的毛主席的英灵。”“这一毛泽东未竟的事业，历史地落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