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薄熙来表现 泄露中共高层分裂的信号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政治发展正面临著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

原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今年4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上，就“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温家宝、薄熙来等近期表现，就是精英分裂的信号。

吴国光相信，中国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共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但在还有人寄希望于温家宝或习近平，而他的看法是，这个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

余英时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中共党内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共产党的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中共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要从2008年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维稳政策的转折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6月28日，《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

在我看来，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

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胡锦涛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