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引发中国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呼吁，“要用良知的尖刀解剖我们身上的丑陋”，并表示导致社会冷漠现象的根源，“我们（省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中国网民赞扬汪洋“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这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对汪洋而言，这个事件来得不是时候。中共将在明年秋换届，人事布局正在幕后密集进行。汪洋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视为中共十八大角逐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两人最近隔空喊话，竞争渐趋白热化。汪洋有共青团的背景，而薄熙来则是中共元老的红色后代。在卡位战中，政绩是不同派系博弈的筹码。
汪洋对“小悦悦事件”承担领导责任，是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的一种表态及交代。实际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语言，并不带有行政或法律的后果。去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高层公寓发生火灾导致58人遇难后，上海市长韩正便指出，他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一致认为，对造成火灾的原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俞正声过后还表示，他“心痛不止、内疚不已”。
不过，类似“小悦悦事件”对广东的形象及其第一把手汪洋的政治筹码，会有折损。去年深圳富士康工厂发生工人连环跳楼自杀事件后，汪洋在今年一月提出了“幸福广东”的口号，以与他在2007年底接手广东后提出的“加快转型升级”相结合。但是，今年6月6日及6月10日先后在广东潮州古巷镇及增城新塘大敦村发生打砸烧的群体性事件，再加上最近“小悦悦事件”凸显的社会冷漠现象，让“幸福广东”的口号吹不起来。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杀出血路”的先行者，以出口加工业创造了经济奇迹。广东的出口加工业，吸引了大量外省农民工。根据去年的调查，中国流动人口2.21亿，有高达30％是跨省流入广东，他们大多是农民工或小商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指出，流动人口置身于“陌生人社会”，造成了家庭内部温情和外部社会冷漠的二元格局，这也解释了“小悦悦事件”中集体冷漠的怪象。
汪洋掌管广东后，提出了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是通过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政策，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并腾出空间，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但这项政策导致劳工成本上升，不少企业倒闭。
汪洋指出，“没有加快转型升级的话，蛋糕就做不大做不好，没有支撑幸福的条件就无法幸福，幸福广东就是无源之水，就变成了画饼充饥。”因此，幸福广东的前提是：“需要做强经济质量，做大经济总量，做好大蛋糕后，才能更好地分蛋糕。”
汪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广东模式，与薄熙来以公平分配为主的重庆模式，逐渐演变成路线的分歧与权力的斗争。薄熙来指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而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就统筹兼顾，处理好城乡、工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针对蛋糕论，薄熙来说：“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
除了蛋糕论外，汪洋也意有所指地批评薄熙来在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运动。汪洋指出，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要求广东在改善民生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持续承受能力。他也表示，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打击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然而，广东的产业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外需转弱加剧了转型的困难。全球化过程拉大了贫富鸿沟，并触发更多群体性事件，导致社会舆论倾向于公平分配多于经济效率。广东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都与农民工有关，反映了产业转型的阵痛。重庆则是目前中央重点发展的西部地区，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到重庆了解重庆模式，并给予肯定。
中国内部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矛盾，开展了意识形态的辩论。但在中央维稳及循序渐进的大前提下，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疲软，汪洋在天时与地利方面，失去优势。虽然汪洋指出，“功成不必在我任期”，但类似“小悦悦事件”或群体性事件若在广东重演，将会使他失去更多的政治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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