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陆丰市的滨海渔村乌坎村村民为抗议官员卖地，自9月21日上访与政府产生冲突并发生打砸抢现象后，这场已间断持续两个多月的示威，在中共高层的介入下，如今开始出现平息的迹象。12月2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工作组进入陆丰，向乌坎村村民传达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这番话被外界认为是在十八大之前的关键节点上，汪洋在社会管理问题的“高地”上率先为自己“插旗拿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2日也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的时评肯定汪洋的做法，文章称，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
利字当头 诉求与政治无关
乌坎事件的起因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是源于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问题
上，因为牺牲农民利益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而并非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村民在争取“民主、自由”。根据乌坎当地村民介绍，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1997年征地500亩建起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养猪场，是此次引发村民质疑的起点。此前，还有多宗土地开发或者征用协议因为补偿问题曾引起村民不满，他们认为地方官员存在贪污、腐败现象，而村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乌坎村村民在9月21日组织了示威游行，当时在地方政府的安抚下村民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在12月8日，被认为是示威游行活动组织者的薛锦波被警方带走，三日后死亡。虽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心源性猝死，已初步排除其他死因”，但乌坎村村民却深信薛锦波生前曾遭刑讯逼供，被警察殴打致死。这再次成为事件引爆点。
12日，乌坎村村民举行全村悼念薛锦波活动，并与前往现场维稳的军警对峙，封锁了入村道路。随后事件愈演愈烈，大批村民开始聚集，并在村内拉横幅游行，要求中央介入调查官员腐败问题。当局也派出大量军警前往村外进行封锁。英国《每日电讯报》一名记者马克姆•摩尔13日设法进入乌坎村。摩尔表示，他目睹了数千名愤怒的村民连续几日聚集示威，哀悼薛锦波，他们挥舞拳头，哭喊“还尸放人”。美联社引述一村民的话说，警方从上周末开始封锁进入乌坎的通道，禁止食品运进该村。虽然出现村民与军警对峙的局面，但乌坎村的“领导者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反党、反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热爱共产党，只希望北京的高层领导能来到乌坎，依法惩办腐败的地方官员。村民们希望他们的诉求受到媒体、社会和中央高层的关注，而且尤为担心他们的抗议行动被外媒错误地描述为“起事”、“革命”，即推翻中央政府的一场运动。
对此，熟悉大陆社会形态的分析人士称，中国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频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越来越低，根本原因大都是在土地、拆迁等问题上，普通民众、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民众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寄希望于把矛盾越闹越大，引起外界关注；开发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忌惮于强拆的后果；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强力”维稳。
“利”字当头，成为中国社会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困境所在。
不过，这位分析人士也进一步强调，目前乌坎村民众的诉求与政治并无关系，但是“一些媒体以及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刻意扭曲他们的诉求，此种行为与刻意遮掩、漠视乌坎村新闻的领导没有区别，都是将乌坎村村民逼上绝路”。
软硬并举 政府维稳思路转变
在乌坎事件发生之初，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仍然保守，首先是在9月份面对村民上访时未能有效沟通，而且在发生流血冲突后，又突然带走薛锦波等5人并造成薛锦波在狱中死亡，将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事态进一步恶化后，地方政府更是没有直面问题，反而派出大量军警前往乌坎村外进行封锁，禁止媒体及外来人员进入。法新社一名摄影记者14日试图进村，但在距离村子数公里外的检查站被拦阻，押送回深圳。而在大陆各大门户网站以及微博上，输入“乌坎”、“薛锦波”、“陆丰”甚至“WK”，也没有任何搜索结果。《联合早报》作为少数几个在大陆被允许浏览的境外网站，也因为报道乌坎事件而被屏蔽。
当局一味“打压、掩盖”的传统维稳做法，无法起到缓解事态的作用。21日，该村“领导者”打算冲出封锁线，组织村民游行至邻近的陆丰市，意图将抗议活动扩大到村庄以外，并声称“我们给当地政府5天时间，交回薛锦波的遗体。否则，我们将会越过路障，游行到市府，取回他的遗体”。事态似乎正在趋向激烈，对当局如何应对构成重大考验。
不过，从12月18日开始，政府解决纠纷的思路发生明显的转变。首先，加强与当地村民沟通，并率先做出富有诚意的让步。18日，汕尾市党政主要领导与乌坎村500多名代表见面。次日，广东汕尾市政府举行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而非“暴乱”，并表示将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乌坎事件中404亩涉事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进行新的开发，充分保障村民利益。
其次，在舆论报道上开始采取更加宽松的方式。自20日起，大陆媒体对于乌坎事件的报道见诸报端，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转载，网民对于乌坎的讨论不再被完全屏蔽，允许不碰及“红线”的讨论。
随后，更高层级的政府开始参与解决乌坎事件。20日上午，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陆丰发表讲话，他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有诚意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政府保证出来对话的代表人身安全，来去自由；只要不再闹事，政府承诺不会进村抓人；有关“领导人”在两个月内不再妨碍公务，向政府说明问题和争取立功，可以既往不咎。他要求政府工作组在接下来的处置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民意为重；坚持群众为先，依靠群众解决乌坎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全力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优恤工作；坚持阳光透明，及时公布调查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坚持法律唯上，依法依规，讲情讲理，妥善解决问题。
虽然当局在18日至20日的表态更加开放，但是也有声音透出这种开放并非无限制，为了防止此类事情被大量模仿，中共对于社会群体性事件一贯强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例如，在朱明国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随着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共自身也清楚需要在管理手段上进行转变，而这种“一手软、一手硬、软硬并举”的方式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处理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此次乌坎事件在吸引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同时，当局也有意将此事当做社会管理新模式的标杆和典型。而随着中共十八大的日益临近，汪洋主政广东的政绩也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对于此次处理乌坎事件，一位熟悉北京政情的专家认为，正如此前在对“小悦悦事件”的处理上汪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重建社会道德领中国之先，“转败为胜”后，汪洋在乌坎事件开始前几日的悄无声息与随后的软硬并举的解决方式，证明他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一村尚且难治，又何以治天下”，而是“在社会管理这块难啃的骨头上，汪洋此次的处理甚至可以算是拿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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