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户籍改革 薄熙来十八大前扔重磅炸弹

常年“空水共氤氲”的重庆，近些年在各界眼中的形象愈发突出和清晰，不仅是因为“唱红打黑”、“重庆模式”搞得声势浩大全国皆知，更因为重庆的每一步都踩在了中共发展的节奏上，除薄熙来本人因过于高调而引来微词，重庆所紧扣的关键词：和谐与共富，皆是中共近年来的核心政治任务。

而近期重庆再次高调对外宣传的“户籍制度改革”更是尝试破解中共多年的难题，因为自胡锦涛上任以来近十年中央一号文件皆为三农，可见中共对此问题的重视。而此番重庆户改实现了农民工“农转非”多达320万人的大迁移，且保证了后续安置的稳定，成绩不可谓不骄人。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向多维透露，重庆的户籍改革制度可能会成为中共实现“农转非”的一个重要参考办法，被称为是“重庆模式”中最亮眼的一笔成绩。尽管十八大之后中共的核心议题有可能将集中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但农民问题也必将是贯穿始终的国家发展大事，薄熙来在此领域做出骄人成绩，显然会博得不小的政治筹码。

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自2010年8月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已经可以在公开的演讲上对自家经验大加赞扬，黄奇帆称，重庆有400万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到今年已经有300多万转为城市居民，是共和国6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的农民工户籍转移。当然，更值得他骄傲的是，重庆转户过程风平浪静，非常和谐，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事实上，重庆此次的户改尝试一方面非常合时宜，另一方面也确实较其他地方更成功。

之所以说它合时宜，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再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候了。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而当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纳度与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相匹配的时候，就出现了诸多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福利待遇跟不上、歧视程度高，导致农民工回乡而带来的“用工荒”已经成为困扰各大经济发展区域的难题；比如青壮年农民工在外地，导致农村滞留了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所呈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状来说，农民是最大的又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群，农民问题不解决好，势必将成为中共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在十八大之前，中共更希望的是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不希望在这个时间段里社会矛盾积压到濒临界点，因此，舒缓社会矛盾，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共迫切希望得到对策的。而对于如何破解这个问题，诸多专家以及地方政府也做了各种尝试，但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效果上，似乎重庆经验已经拔得头筹。

对于农民问题来说，检验一项政策是否能被成功推行，要看是否最终是农民受益，从目前来看，重庆户改是值得称赞的。过去一些地方户改不成功，很多是因为并非真正替农民考虑，一方面以户改为借口收走农民土地开发房地产，另一方面城市户籍的各项福利又没有真正落实，使得户改成为一场有预谋的巧取豪夺，因此各地农村因为土地问题而导致的群体事件，近些年变得越来越多。

而重庆在户改方面的考虑显然更为全面和有诚意。首先，重庆为农民工转户，做到了让农民工彻底享受城市户口待遇，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项保障一步到位，并未因转户的数量多而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

当然，做到上述五项并非易事，需要政府一方面策划到位，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巨大的成本。

成本问题，曾成为很多城市望户改而“却步”的主要原因，可谓户改好处看得到，但真金白银不易掏。而重庆之所以能够付出成本，还要得益于长期以来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了就业，带动了企业收入的增长以及政府税收的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成本由企业和政府分摊，双方既享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又以可承担的成本解决了社会难题，而农民工落户稳定，又会更加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自重庆开始发展两江新区、保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到现在的户籍改革，可谓是环环相扣，颇具大局谋略。

其次，农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土地问题，爆发冲突最多的也是因为土地问题，重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表现的十分有弹性，比如三年过渡政策、三项保留政策、五项纳入政策等，都给农民在是否转户，以及专户后利益的分配上给予了比较充分的选择权和保障。

当然，由于土地方面的政策只规定了三年过渡期内的执行办法，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称，三年后怎么办？转户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否将面临被剥削或剥夺，且三年后薄熙来应已不在重庆任职，那么现在的“优惠政策”是否只是为了一时的自我政绩而牺牲了将来的重庆？

事实上，上述假设目前并不能被完全推翻，但三年后的变化也确实无法为现在所完全掌控，因此在转户政策中对三年后的情况未作详细规定也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认的是，重庆转户300多万农民，且能保证平稳和谐，没有闹出一桩大范围的群体事件，已属难能可贵，为中共所详参和借鉴也是顺理成章。

距离十八大召开不足一年，被最多猜测能否上位的当属薄熙来。各评论人士对其看法大多走两端，一是对其政绩赞不绝口，一是厌其高调有阴谋。事实上，薄熙来的主观意图很难被确认，但其行事可谓步步到位，招招在点，而且一直围绕着和谐、共富的核心，从客观效果来说，重庆经验的精彩很难被掩盖。

继“唱红打黑”“红色浪潮”之后，薄熙来再次抛出了户籍改革这一重磅大弹，解决了农民工问题，就相当于社会的稳定有了绝大多数比例的保障。而相对于广东连续爆发群体事件，让汪洋应顾不暇，薄熙来治下的稳定显得颇为游刃有余。一个是事件爆发后的应急处理，尽管最终平息得比较漂亮，但亦是属亡羊补牢；一个是事前就铁腕快刀，让警力上街，让干部下乡，让政策优渥，纾解社会不公等，防隐患于未然。相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加得分。

尽管薄熙来的高调并不讨喜，也不符合中国的政治习惯，但重庆的成绩不可否认，而且每一步的成绩又环环相扣，紧合逻辑，此番解决农民工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以治下的“稳定”献礼十八大，可谓极具政治才能和智慧，必将为十八大常委人选的猜测又添一笔浓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