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时刻以高唱改革为己任的政党内部，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但现实是，掌握改革大权的保守派以胡锦涛为核心，咬定青山不放松，只力求在十八上顺利交权，而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却更加深陷无权改革之困境，只能坐看改革时机流失而无奈。
很多人将温家宝在中东谈论“阿拉伯之春”看做是表达中国改革派改革愿意的最后一搏。但事实上是，这一搏的力量其实已十分有限，更像是温家宝这个中共最后的改革者的“临别忠言”。进入新年第一天，中共党魁胡锦涛即在《求是》上撰文，“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明显针对温家宝直指“中国社会道德严惩滑坡”的滥殇，高调宣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求是》还配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明确提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这个与温家宝观点完全相反的论调。期间的含义，其实已经很明白：其一，胡锦涛已经彻底与温家宝分道扬镳；其二，胡完全滑向了无视社会变革呼唤、自娱自乐的保守派，温家宝彻底失去了中共党魁的信任和支持，改革派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这样的结果，明显是因为中共十八大前权利斗争加剧，团派利益集团和太子党权贵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把持权贵集团对中国社会财富分配权所进行了排除异己的斗争结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已经不需要改革，因为经过30多年的体制调整，第一拔得益者和他们的同盟者——第二拔得益者团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瓜分中国社会财富的权力之剑。
太子党就不用多说了，文革后翻身的一代中共老人们，通过运用改革手段，重新掌握了中国社会资源的调配权力，附着其上的子女们便如影随形地进入党政军经各个领域，握枪的握权、掌权的掌权、捞钱的捞钱。原本作为改革同盟者的团派力量，由胡耀邦带入党内，但接连的反自由化及六四风波中，团派的墙头草性质得以发扬，改革同盟军变成了新的瓜分者，背弃了胡耀邦的胡锦涛，迅速成为六四后走向反动保守的邓小平的亲信，从而成为接班人。
由这样的人领导的团派，已经不是改革者的队伍，而是分肥者的集团。胡锦涛执政近十年来，团派亲信遍布大江南北、中框要机。或诸侯，或要员，或干吏，已经牢牢掌握着大半个中国。
而胡锦涛本人，于改革无寸进之功，于倒退到有千里之劳。不仅在第二个任期内大兴“维稳”，用超过军费的预算强行压制国内民众不满，就连被邓小平丢弃的“个人崇拜”也重新拾起，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陷入无能之境，先后爆出西藏骚乱和新疆骚乱之后，又举起“个人崇拜”的大旗，公然将自己的画像送入西藏各个寺庙。
而他的一帮跟班，也有样学样，在内地主政党务大权者，大举“维稳”大旗，无视民众疾苦，社会倒退，四处镇压；治理边疆者，更无丝毫国家民族大义，但凡遇大小民族矛盾，均以弹压为主，致使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呼唤革命之声纷起，誓死抗争之举遍地，中华大地已处摇摇欲坠之境。
这一股风气横行党内，只能以改革之名，行疯狂之实。改革派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就连良知仅存的温家宝，保守派们也不放过，连年来或明或暗，予以掣肘和打压，导致国务院政令不畅，经济领域改革难以有效推进。
如此局面，实则是政党内部缠斗、王朝晚期的通病，胡锦涛之上台，实则是在历史上无能者频取大位的翻版，是各路利益集团为了利益最大化，通过党内高层大佬进行政治平衡的结果。同样，历史也一再说明，这样的无能者上台后，王朝必然走向保守，民族必然面临存续危机。
十八大后，温家宝一去，中国再无改革派核心。中华大地只会愈发黑暗、腐朽，直至崩溃。这不是历史因果论，而是因为，当今朝野内外，实在看不到任何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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