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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争大都是闭门进行,然而,今年初西南都市重庆的一起丑闻至少部分地促使其曝光。为了在秋季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该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在一场政治赌博中依靠极左和民粹主义运动。他让民众大唱过去的毛时代歌曲,并以所谓与黑社会有联系为由逮捕富商。
"但是,2月份薄熙来的警察头子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据说害怕生命危险。北京政治上消息灵通的圈子里在纷纷猜测,这位名叫王立军的警察头子是否掌握其上司的罪证材料。
"王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但薄熙来这颗政治明星此后也开始坠落。
"到今年秋天,获得成功的到底是高唱红歌、'打黑宣传'和民粹主义口号的左翼,还是汪洋那样的审慎改革者和主张市场经济的力量,将会决定性地左右中国的未来道路。繁荣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薄熙来之前在重庆工作过,他也同样希望进入强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观察家们认为,薄熙来在重庆打击黑社会和富豪企业家的运动旨在诋毁其政治对手汪洋。 "
评论写道:"与之相反,广州的改革者汪洋试图用别的姿态谋求北京的高位。当广东乌坎村的居民不久前起而抗争、反对出售土地时,他没有像通常那样借助于武警和军队镇压起义,而是敢于进行限于局部的基层民主实验。他让官员与村民谈判,直到村民拆除街垒。然后允许地方选举,一些'聚众闹事者'作为候选人成功当选。
"目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看出有两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为之的争斗正在幕后全力以赴。对于人民大会堂齐刷刷地高举的手臂,任何人都不应当真。"
华尔街日报旗下的中国实时报也说,汪洋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如何改革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建议,此举强化了他的改革者形象。
汪洋的建议受到了中国网民的普遍欢迎。这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目前为止相对低调的表现形成了对比。薄熙来曾是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众人瞩目的焦点,但眼下他卷入了一起与前重庆市公安局长有关的政治丑闻。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正值党内就中国的未来展开激烈争论之际。其中薄熙来主张国家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汪洋则主张小政府,让民间组织和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汪洋对他如何处理广东乌坎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的评论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去年,乌坎因村干部涉嫌强占土地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汪洋领导的广东省政府授予了乌坎某种程度的自决权。上周末,参与乌坎群体性事件的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这次事件出现的转机显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群体性问题时有可能采用一种新的方法。
广东改革遭中央部委指责 汪洋能否“杀出一条血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居住在广东的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透露,去年广东率先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都受到中央部委的指责,显示目前广东的改革举步维艰。“现在广东的改革已经不是它一个省的问题了,确实很多的障碍阻力都来自于北京。比如说广东去年的改革,民间组织的注册登记由省民政厅下放到市的民政局。结果这个措施受到北京的批评,意见很大。还有,比如说汪洋曾经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放权允许媒体进行监督,后来也受到中共宣传部的批评。”
广东某市的一位官员林先生表示,汪洋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上的发言确实道出了广东继续改革面临的困境。“利益上的不同、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收费问题,比较明显的企业出口要经过好多的部门:商检、税务、海关。这些部门是直属于中央部委,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动它,那它当然不愿意,作为中央上面它也不愿意,所以像这种改革没有太多的信心。”
在广东政府机构内工作的林先生表示,即使是广东省内部,突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也并非易事,同样面临内部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反对。“小打小闹也许可以去做,但是大的东西当你真的去动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现在要改是改别人的东西,当然这是好事好说,不肉疼的。当真的触及到广东省省委本身的利益时,那就很难讲了。”
所谓改革就是要突破既有的格局,刘先生分析说,现在汪洋所面对的,比三十多年前广东面临的局面困难得多。“三十年前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北京包括叶剑英这些人都非常支持广东的习仲勋进行改革,所以他这个后台是很硬的。现在三十年以后,胡温在北京当政,但是非常缺乏权威,不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所以现在广东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来自北京的阻力会非常大。”
德国之声文章说,不少学者建议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广东再度进行政治改革试点,把深圳作为政治特区,然而,这种唿吁并未得到当局的回应。
34年前,任仲夷在辽宁为张志新烈士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此后两年,任仲夷因其"思想特别解放"而被邓小平"点将"主政广东。他主政广东五年,让广东经济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政治自由度也远远高于其它省市。任仲夷在90高龄接受《炎黄春秋》专访时曾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
任仲夷不仅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力行改革,而且在退休之后为政治体制改革大声疾唿,并且要求深圳要敢于筹划政治特区。汪洋作为任仲夷的后任者,虽然同样给外界以开明的印象,但在政治勇气上还无法跟任仲夷相提并论,汪洋所说的法律障碍其实并不是障碍,就开放社会组织而言,这并不违背中国的《宪法》精神,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高层是否支持,中国社会的人治色彩依然浓厚,只要高层有政治改革之心,而汪洋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政治改革在广东将不会只是纸上谈兵。
德国之声文章还说,在中国两会上,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一直是禁忌。但此次两会这一禁忌屡被打破。政协委员杨海坤率先在小组讨论时,大胆地向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唿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出台总体方案,他的发言时长五分钟,讲完后引得满堂喝彩。
杨海坤的发言一开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关注,但是,不久以后,相关报道便不翼而飞,杨海坤的发言被网民们称之为"经典五分钟",而他的发言被媒体删除则被称为"两会第一删"。杨海坤唿吁政治改革的发言两天之后,广东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上再度高谈政治改革,参与者包括知名医学教授钟南山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与杨海坤的发言最终被官方媒体封杀所不同的是,钟南山与汪洋有关政治改改的对话被《京华时报》详细报道,并被新华网等官方媒体重点转载,至今未见被封杀的迹象。该报道引发了民间热议,即使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也对此感到惊奇,纷纷转发该报道。从杨海坤的政治改革谏言到钟南山和汪洋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显示两会上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禁区已经被打破。
3月9日联合早报网:薄熙来首度谈王立军事件
(联合早报网专稿·早报重庆特派员顾功垒、北京特派员黄慧敏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今天在中国人大重庆小组讨论会上,正面回答了媒体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提问。他表示对此很痛心,对王立军用人不察,要反思。
对王立军事件,薄熙来表示,自己的确没有想到,非常突然。王立军正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已取得进展。这问题正在处理中,调查结束后会公布结果。
重庆也正积极配合事件的调查,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论。重庆高度重视此事、重视团队建设。
他又说,看来任何一个地方形势再好,也得防范不测的事件,要好好反思这起突发事件。
当被问及王立军事件对自己在“十八大”的前程影响时,薄熙来表示,从不把自己和“十八大”联系起来,重庆迎接“十八大”的方式,就是把各方面工作做好。
但他也强调不能因为王立军事件而否定打黑。
他说,打黑工作是由政法委协调,由公、检、法、司等联合进行,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
他指出,王立军“打黑英雄”的称号是群众给的,不是市委市政府给的,“给称号是人民群众的自由”。
他说,重庆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军事件夸大,不能因为王立军就抹杀了其他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他再次强调,王立军事件是孤立事件。
薄熙来昨天上午缺席全国人大全会,到晚上又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新闻画面中,他不明原因缺席之后又亮相,引发外界对重庆政坛可能出现异动的猜想与关注。
对此,薄熙来今天简短表示,他昨天是因为身体不适,请了假不出席人大全会。
他驳斥辞职之说,指那是“子虚乌有”。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小组讨论会上介绍了重庆的经济成就。他回复记者提问时则表示,政府公开政务,有利于公众监督。
他指出,当局已解决了320多万名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现在每年转户的农民工有五六十万,到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将达2000万左右。这些人将能够在城市里实现就业。
【3月7日京华时报报道】汪洋谈体制改革: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昨天上午,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一段有趣的讨论。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关于政府放权
放权需要法律突破
昨天,钟南山在发言时提到,截止到去年10月,广东各种社会组织有30535个,其中大部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不太搞得清楚。想要调动社会组织积极性,不做体制改革,很难做到。”
前一天,广东省长朱小丹提出正在着手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下放一部分政府权力,目前各个政府机构正在上报可以减免的审批项目。对此,钟南山提问,“哪些可以报上来?哪些不可以报?是个什么角度?是看利益关系大不大,还是下面接受程度大不大?有没有实行的可能性?”
汪洋对此表示,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哪些项目适合放权。委员会里包括专家、已退休领导等。“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规定了部门有什么权力。各部门说,我们也愿意放,但规定是这个权力是我的。”他表示,有的法律规定使部门利益法律化。“我们最近正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从法律上突破。”
政府体制改革肯定要搞
钟南山听到汪洋的解释后,提出可不可以不依靠中央突破,采用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当年十五大的时候,谈到股份制的性质问题,其他省里觉得是很新的概念,其实广东省早就这样做了。”
汪洋称,目前的政府体制改革和当年的改革不同,因为当时触动的主要是自己的利益,而现在部门放权搞得不好会影响到中央各部门,“广东带头做,其他省都学,你们该怎么办?”
钟南山表示赞同,政府的转型确实不只是广东的事。“那怎么变呢?是从上而下,还是先在有的地方搞一些试点积累经验?”
汪洋表示,“搞肯定要搞,但是要有一些能够跳出部门利益的部门有个话,这样我们的改革放权可能会顺当一些。”汪洋表态,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解决。这是好事,如果有的部门比较开明会允许我们先行先试。彼此沟通,以后更好一点。”他表示政府放权,要改法才行。
关于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需法律支持
在小组发言上,汪洋表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有法律保证和支持。
汪洋回忆,他曾在访问新加坡时,问到转型经验,所有人都告诉他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人才。目前,围绕转型升级、培训人才的法律法规是不健全的。
除了法制建设外,还需要加强执行力度。“如果说5-10年前是外国人要求我们保护知识产品,现在是我们自己要求。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严厉打击,转型升级就会落空。”
质疑国产产品取洋名
“东莞如果不转变,那就会成为广东的希腊。”汪洋以东莞举例,东莞是传统发展模式典型代表,而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资源原材料涨价等原因,很多企业难以为继。这也影响到村民收入,很多村现在只能靠借债分红。
汪洋认为,村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好,不愿意忍受转型阵痛。“都不愿意承担阵痛,就可能带来长痛。”
同时,他也质疑,为什么明明是国产产品,偏偏要取个洋名。汪洋认为应该培养对国产品牌的自信。
批急功近利政治现象
汪洋认为需要建立科学政绩观,他批评急功近利的政治现象,“每个人都想我就做几年,这几年不要速度掉下来,排名不要掉下来,不愿意做长期工作,不去做基础工作。”
他举例,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江苏的发展后劲足,就是因为长期教育做得好。“我曾经和外国机构讨论过,为什么研发机构放在长三角没有放在珠三角,答案是珠三角大学生供给还可以,硕博就不够了。”
关于会风改革
大家站在底下心里都在骂
广东团在昨天的会议讨论中还屡次谈到改善会风的问题,广东省人大主任欧广源建议,会议应该简化。
汪洋接过话题,建议不要专门介绍领导,“有的时候主持人一个个地介绍,领导们还要站起来一个一个地鞠躬,太麻烦了,广东的天气也不好,一些室外的活动,大家站在底下,其实心里都在骂。但是这件事情要领导自己说,你不说,别人不敢不介绍你。都不介绍了,慢慢就会形成规则。”
他还批评了开会前带头要求鼓掌的现象,“干什么别人不愿意鼓掌你非让他鼓掌?”另外,他认为,过多的会议纪念品也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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