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去世 中共对六四的态度再成焦点

　　方励之，这个被中共指责为八九年六四风波的始作俑者，4月6日去世。同日，王丹、吾尔开希等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发表声明，希望中共允许他们“回国看看”，试探当局在事件过去近23年后的态度。六四平反的话题，近年一直沸沸扬扬，甚至传出总理温家宝在为此积极运作。但分析人士指出，平反的最大羁绊之一是对异见者、“敌对势力”的担忧始终困扰中共。

　　至方励之的去世，邓小平在当年“反自由化”中点名要求开除党籍的三个人：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先后都已离世。而为六四事件定性的邓本人也于1997年逝世。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到今年六月已过去了23年。4月6日，在方励之去世的当天，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和项小吉6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发表名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国政府的公开唿吁”的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他们在声明中唿吁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为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民运流亡人士回国看看。声明最后表示，愿意本着公开、诚意的原则，就此问题与内地有关部门对话，讨论具体的解决问题办法。

　　据称在公开信发出的前的4月2日，有海外网站刊出文章，声称温家宝“最近”提出，六四学生流落海外20多年，一直不能获准回国，甚至在父母弥留之际也不能见最后一面，父母去世也不能回国奔丧，“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很不人道的。应该让他们回国，探亲访友，回家看看”。文又引述温说，共产党应该最讲人情，且学生中绝大多数数是爱国的，有些人和六四并无关系，“只是在海外批评了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罢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该文章还说，温家宝不满一些驻外使领馆把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划为另类，动辄取消护照、不给延期、不发签证等“敌视一切的做法太左了”，又说“海外敌对势力肯定是有的，可是它也仅仅是一小撮人，不要把善意批评我们缺点的人，都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分析人士指出，姑且不论以上温家宝的话是真是假，但中共在所谓平反六四的问题上的确最顾虑海内外异见人士会借此兴风作浪。

　　分析人士提到，通常被认为中共不愿平反六四原因有几点，如首先是因邓小平定性。有些人认为邓小平曾经对此有批示，不好处理。但毛泽东当年不是也批示过不少东西吗，还不是被历史纠正过来，也没有让他的伟大有所降低。邓的功过也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不会因个别事件有所改变。其实如果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历史，正好说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的成就之外，还能让新一代中共领导者更能够宽容面对历史，以及它的过失。再有，有人觉得一些当事人还在世，会牵扯到“追究责任”。但随着时间的久远，这一顾虑已经有很大的淡化，特别是邓小平的故世，使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大大降低。于是，平反六四与“维稳”的关系就成为当前中共高层最大的羁绊。

　　分析人士举例说，其实细想一下，六四事件同中共以前所经历的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也没有太大不同。六四也是历史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如方励之、王丹等，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一定关键的作用，就好像当年“乱来”的红卫兵。方励之这些人的观点历史地看有些偏激和幼稚，但当年红卫兵不是更偏激更幼稚？对国家造成伤害不是更大吗？二者的不同在于左右。但事实是，右毁国，左亦毁国。中共可能认为国家后来的建设验证了这些异见者的观点错误，但当年红卫兵以及今天在台上的不少人在某些时期，包括六四和文革，不是也犯过错误吗。历史错误应以历史的前进去认识和处理，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该知道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分析人士说，多年来中共对异见人士始终抱有一种近似偏执的警惕，把他们当成“敌对势力”的主要成分。这在海外的舆论界一直是感到难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理论界曾名噪一时的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王若水、苏绍智，还是学运精英王丹、王军涛、柴玲，以及被西方誉为中国民运先驱的魏京生，完全没有形成“势力”，更不要说成“气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只是在理论上试图同中共论战。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良好发展，这些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中共的成就，就连方励之也承认中国今日的人权状况好了很多。这使他们在海外更难有作为。异见人士、民运分子在变化在分化，但中共的认识却死守固见，不敢有丝毫转圜。生怕没了“敌对势力”，在维稳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认为六四一平反，就等于摘掉了“敌对势力”头上的“紧箍咒”，就会由得他们折腾。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中共思路中的“唯心”成分多于“唯物”成分。

　　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开改革开放之先河，创立了中国的新历史，他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一直被赞扬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他也是因为能“实事求是”。当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将“实事求是”推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对待六四事件也应该秉承这个态度。中共在处理六四事件中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有很大的错误。江泽民上台后将事件的定性已有所修正。江在上海的处理手法就同北京很不同，既有铁面讲原则的一面，也有防止扩大化，尽量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一面。邓当时选江接赵紫阳当总书记，也是对江处理“民运”的“上海模式”的肯定。事实上，中共并非没有修正。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已经有不少六四人士，包括李录已经都回到过大陆，而苏绍智还被允许在北京定居，也就表示这里是有空间的。

　　平反六四，或修正六四的处理，还是矫正六四的错误，分析人士认为名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些事情真正化解矛盾，而不是人为划线：只要提出修正六四，或要“平反六四”的就是“敌对势力”。在其它方面中共其实是有范例。例如， “胡温体制”并没有因为西方反华政客一直以“人权”压中国就回避，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思路，中国的人权情况好转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更进步。可见关键是思维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