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垮了 重庆和广东模式之争仍将继续

　　重庆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权，广东模式所呈现的，则是减少政府权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与经济教授谷雁翔认为，增加集权或减少政府权力的辩论，不会因为薄熙来的下台而消失，未来重庆模式还会持续，重庆和广东模式之争也还将持续下去。

　　谷雁翔为《美国企业评论》编辑委员，曾获纽约州立大学学术杰出与创意活动校长奖、联合学术卓越研究奖等多项奖项，2005年至2006年以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身份访问20逾所中国顶尖大学，研究领域为不动产市场、宏观经济、外汇市场等，其论文可见于《金融研究期刊》、《经济与金融季度评论》等众多期刊。

　　2007年11月，薄熙来接任重庆市委书记，隔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检讨政府管控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机也成为薄熙来增加政府集权的助力。4年来，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打出名号，但集权作法与其中的“唱红打黑”，也引发争议。

　　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金融与经济教授谷雁翔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表示，“重庆模式”就是增加集权或减少集权的辩论。“重庆模式”的提出，除了有政府出手干预的实际需要外，也因为掌权阶层不想放弃权力、不想更快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强调政府保持权力的必要性。

　　“现在的辩论是，有些人认为应该增加一些集权，有些人认为应该继续减少集权、走市场的路。”谷雁翔说。

　　薄熙来在重庆所推的公租房、户籍制度和医保制度改革等，都获得正面评价，薄熙来主政后的隔年，重庆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成长了170％，经济成长率为14.3％，但薄熙来推动的“唱红打黑”，由于大张旗鼓又争议性高，使得一提到“重庆模式”，外界往往只想到“唱红打黑”。

　　谷雁翔对《明镜》指出，“唱红打黑”只是“重庆模式”的表面，是薄熙来增加自己知名度的方式，他的最终目的是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唱红”可让退休的老人作为一种娱乐，中国也确实存在很多贪官、黑社会，因此很多老百姓也喜欢“打黑”，但薄熙来藉打黑排斥异己，这点一般老百姓不一定知道。

　　薄熙来的“打黑”受到许多批评。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华尔街日报》报导，评论人士指责薄熙来以“打黑”作为掩护，将忠于自己的黑社会领头者扶植起来，一些商业界人士也被控是黑帮成员，财产遭没收。

　　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则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被公安带走，他被释放后接受《明报》采访时透露，王立军曾要求他以“污点证人”的身份作假证，供称曾公开批评“打黑”的华夏银行重庆分行高层牟春旺行贿，张明渝表示王立军威胁他“如果诉讼进行不顺利，会对他不客气”。

　　张华在香港《苹果日报》上的评论指出，薄熙来的第一个错误是处死重庆事前司法局长文强。薄熙来视文强为障碍，指控这位汪洋主政时深受赏识的本地帮代表人物是黑社会保护伞，将其处死，引起极大争议，破坏了党内潜规则，薄熙来也被质疑处死文强是政治报复；张华认为薄熙来的第二个错误是过度鼓吹“重庆模式”，俨然成为党的理论家，“薄入主重庆四年间，私欲熏心，做了不少错事，这也属咎由自取。”张华评论道。

　　谷雁翔认为，如果过度集权统治，不只将损害中国经济，也会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重庆模式”不符合历史潮流，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在多数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认为继续搞集权是错误的方向，扩大改革开放、进一步放权、进一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才是正确道路。”

　　既得利益者利益越大，政改越难推

　　这几年，中共领导人当中谈论政改最多次的就是温家宝，在温家宝任上最后一次两会结束记者会上，温家宝强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虽然温家宝多次谈论政改，但都没有具体说明在剩下的任期内将做什么。谷雁翔对《明镜》表示，目前未见到政改之路走得顺的迹象，这说明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尽管认为改革是对的，但怎么改，可能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加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财富越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越大，要改革更加困难。

　　“如果改革，官员得到灰色或黑色收入的渠道就越来越少，而且许多高级官员的亲属都在经商，他们的利益也会大幅减少。”谷雁翔说，国营企业的垄断利益非常高，员工待遇非常好，改革也会伤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从谁开始改？光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谁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金融时报》指出，温家宝在两会结束记者会上提出的政改问题，语气之重、点出问题之敏感，都是前所未见，这本身就是对保守派对手的公开抨击，温家宝强调政改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对宣称政改会导致中国动乱的保守派的一记耳光。

　　谷雁翔对《明镜》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辩论的是改革开放的速度问题，有人认为应该快一些，认为改革速度快了，大家都得到好处，国家容易稳定下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提倡加快改革速度者，有人认为应该慢一些，因为改革速度快，反而会造成不稳定局面。

　　“大家批评的保守派，例如邓立群、陈云、宋平、姚依林，现在回过头来看，会发现他们的主张是‘慢’，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现在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对于政改的辩论也只是快慢之争。”谷雁翔说。

　　不过，薄熙来被中央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后，谷雁翔对《明镜》表示，重庆和广东模式之争还将会持续，这样的争论其实就是增加集权或减少政府权力的辩论。“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同意撤销薄熙来的职务，所以以后可能不允许大家再公开赞扬‘重庆模式’，但关于增加集权或减少集权的辩论，还会持续。”

　　谷雁翔提醒，在中国，对发展方向和政策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中共允许公开讨论，是明显的进步。

　　经常与“重庆模式”相提并论的“广东模式”，则是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的模式。谷雁翔对《明镜》说，虽然广东模式长远来看较符合历史趋势，但中国不能只停留在广东模式上，还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增加法治，如此才能保证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同时实现普世价值，落实宪法中的几项自由。

　　薄熙来20多年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一路攀升至辽宁省委常委、商务部长，最后坐上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能力令人刮目。谷雁翔对《明镜》表示，薄熙来是有明显工作成绩的，过去多年来的步步高升，是需要经过人大和中共中央批准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说他是靠某个大人物将他提起来。

　　“不像毛泽东时代，一句话就能把王洪文提拔起来。这次李源潮去重庆宣部解除他职务的时候，也提到了重庆这一届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的成绩，尽管没有说是薄熙来的功劳，但薄熙来是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不能说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谷雁翔说。

　　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3月15日在重庆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宣部薄熙来下台的决定，表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李源潮也表示，中央对重庆的工作、对重庆的发展变化是肯定的，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扎实奋斗，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把重庆市这些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做出的贡献，同王立军事件区分开。

　　谷雁翔对《明镜》表示，鑑于“重庆模式”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解除薄熙来掌权的职务是对的，因为他毕竟代表集权一方；薄熙来会下台，最重要的原因仍是路线和方向之争，亦即中国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走集权的争论，其次的原因才是权力斗争，因为薄熙来主要想进入常委，看不出有想当第一的迹象。

　　谷雁翔认为，薄熙来政治局委员职位应该无法持续做下去，因为能拿掉他的书记一职，就说明政治局常委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能让再他掌任何权力。“解除薄熙来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的决定，一、两个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薄熙来做了违法违规的事，谷雁翔指出，就必须依法制裁，这样才最透明、公开、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央如果靠政治权力处理这件事，就不符合现代的普世精神，可能会有黑箱操作、个人恩怨牵涉其中，像文化大革命的反右运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