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北京发动舆论攻势,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将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但置身利益高度分化、价值多元冲突的洪流中,要全国民众听中央的,谈何容易?
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王铮日前一连在网上发布五封公开信,更披露她会见薄熙来的家人,声称「王立军并非自己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而是接到中央电话,称有一藏人喇嘛在领馆内,要求前去接洽」,她还说将前往公安部报案。
在当局强力封杀与打压下,王铮还敢发出与当局「不同声音」,为薄王二人「奔走鸣冤」,不管动机如何,其政治勇气确实令人敬佩。当年彭德怀右倾案,全军高级将领集体批判彭德怀,惟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一人站出来为彭德怀抱不平,并自请入狱,最后连贬四级担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文化大革命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中共中央全会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开除党籍,表决时,惟有陈少敏一人拒绝表态通过。在毛泽东君临天下,对彭德怀、刘少奇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情况下,钟伟、陈少敏敢犯龙颜,确实不简单。如今王铮站出来为薄熙来辩护,与当年钟、陈一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会被投入监狱。
北京当局口口声声要防止文革重演,但在处理薄、王案时,却仍然重走文革老路,采取压服而不是说服的办法,案情尚未调查清楚并公布真相,便要全国将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这自然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让当事人自我辩护
北京当局要统一民众思想,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和道理说服民众,令其心悦诚服。只有在「被说服」的基础上,才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和信任,才会有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否则,罗列再多「罪证」,也不能真正消除疑虑。以威吓胁迫民意服从,这种方式可见效于一时,但不可持之长远,而且每施一分威吓,必多累积一分反弹。
所以,尽快公布薄、王案的真相,让当事人自我辩护,才能取信于民。比如,现在谷开来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应保障谷开来个人自主选择律师的权利,所选律师也应拥有对外界自由发布讯息的权利。文革的教训告诉世人,没有另一方的表达权,再荒诞的冤假错案都有可能发生,当局要将薄、王案办成铁案,首先要让当事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