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政治局两个非正式、半公开化的联盟

　　集体领导不免导致更多的派系斗争，李成书中一个重点便是，中共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派系间的交易、暗箱操作，而不是选举的结果，这也是中国政治的难点。虽然接班机制有其规律可循，但这样的暗箱操作让此机制多了不确定因素。

　　李成对《大事件》指出，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无法把握的突变因素，民主制度如此，非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目前的理论框架是，中国政治在邓小平、毛泽东的强权人物政治结束后，派系斗争会越来越活跃，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开化，以及某些下届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说行动。

　　根据李成的观察，自90年代后期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真正掌权开始，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逐渐形成了两个非正式、半公开化的联盟，至今越来越明显，两股势力为了 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争斗，形成一党两派的情况，所谓的派就是一个同盟，某个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组合起来，现在这样的争斗己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势 军力敌、相互牵制，与中共近年来主张的党内民主和权力制衡的唿声相符。

　　虽然有人认为中国不只两个同 盟，但李成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有第三个同盟，是哪一个同盟？由谁挂帅？代表什么利益群体？在某个同盟下确实有各种不同派系，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 会连结在一起，所以有的国家，如美国，只有两个党，很难出现第三个党，这是因为对资源的控制和本身政治渊源的结果。”李成对《大事件》说。

　　李成在书中特别阐述了中共高层的两个同盟：菁英同盟与平民同盟（民粹同盟），菁英同盟里，有太子党、上海帮、海归、企业领导，如今太子党在政治局中占了 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团，也有内陆省分的干部，团派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里占了23％，在政治局里占了32％。“虽然这样的划分有时候太简单 化，但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政治的整体轮廓。”

　　李成对《大事件》解释，同一个同盟或派系里也有矛盾， 但也有利益、意识型态、背景相接近的情况，使得这群人在政治走向上有一定的倾斜，如太子党在早期政治生涯中任职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所以菁英同盟更 多地造福沿海地区的利益，也比较照顾央企、国有企业家、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

　　大多数团派成员曾在比 较贫困的内陆省份担任过地方或省级部门领导职务，因此民粹同盟更多地代表地区性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内陆地区的发展，不过团派成员较缺乏处理国际经济事 务的经验和能力，虽然江泽民时代团派未得到重用，但近年因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团派作用开始凸显。

　　李成对《大事件》分析，中国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权力的制衡，过去一年里出现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说明中国政治一方面走上权力制衡的同时，矛盾也逐渐的公开 化；虽然这是中国政治进步的表现，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李成认为，这样的模式不会一成不变，也有可能失败，也就是有一派想把对方打倒，或出现由下而上的运 动，使得一党两派模式无法持续，但是会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是否能使中国政治更加制度化，避免转型过程中出现巨大的动盪，最终走向更有规律可循的情况，实现 中国式的民主。

　　因此，中共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源于内部权力竞争导致的分裂风险。李成表示，未来的5到10年间，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很重要时刻，如果中共要避免出现破坏性甚至是暴力性的革命，十八大期间及以后的岁月中进行大胆、积极的政治改革将非常必要。

　　“这（政治改革）是乐观的结果，但也无法排除另一种结果的出现，所以今年以来，中国最着名的文章是韩寒讲革命的文章，尽管韩寒不同意革命，但把革命提到中国知识份子的讨论议程上来，本身就是令人相当惊讶的事。”李成对《大事件》说。

　　即使进行大胆积极的政治改革非常必要，但领导层对于如何改，还没有一个共识。李成表示，缺乏共识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领导层有分歧、有竞争，中国知识界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这样的分裂超越年龄、地域、学科，而此分裂又跟中国政治的两个派系紧密连结在一起，这解释了孔庆东支持薄熙来、比较开明的知识分 子支持温家宝、支持汪洋的现象。

　　虽然领导层对于如何政改一直缺乏共识，但对于经济改革则是若即若离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过去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亦即以出口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已造成环境的巨大损害、能源的巨大消耗，不再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转 型到以消费、创新来驱动经济的模式，而转型的指标就是服务业的逐渐壮大。

　　李成对《大事件》补充，若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经济，就必需更多的政治自由和竞争，而不是央企的垄断。“服务业如果要发展，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中国正在崛起，这样的崛起不 只要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发展软实力就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如果这样的转型是对的，那中国政治的改革就是必然的。”

　　因此，李成认为，不管领导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会往政治改革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民主形式必将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