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间的交易多过选举结果
集体领导不免导致更多的派系斗争，李成书中一个重点便是，中共的权力转移更多的是派系间的交易、暗箱操作，而不是选举的结果，这也是中国政治的难点。虽然接班机制有其规律可循，但这样的暗箱操作让此机制多了不确定因素。
李成对《大事件》指出，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无法把握的突变因素，民主制度如此，非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目前的理论框架是，中国政治在邓小平、毛泽东的强权人物政治结束后，派系斗争会越来越活跃，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开化，以及某些下届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说行动。
根据李成的观察，自90年代后期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真正掌权开始，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逐渐形成了两个非正式、半公开化的联盟，至今越来越明显，两股势力为了权力、影响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争斗，形成一党两派的情况，所谓的派就是一个同盟，某个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组合起来，现在这样的争斗己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势军力敌、相互牵制，与中共近年来主张的党内民主和权力制衡的唿声相符。
虽然有人认为中国不只两个同盟，但李成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有第三个同盟，是哪一个同盟?由谁挂帅?代表什么利益群体?在某个同盟下确实有各种不同派系，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会连结在一起，所以有的国家，如美国，只有两个党，很难出现第三个党，这是因为对资源的控制和本身政治渊源的结果。”李成对《大事件》说。
李成在书中特别阐述了中共高层的两个同盟：菁英同盟与平民同盟(民粹同盟)，菁英同盟里，有太子党、上海帮、海归、企业领导，如今太子党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团，也有内陆省分的干部，团派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里占了23%，在政治局里占了 32%。“虽然这样的划分有时候太简单化，但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政治的整体轮廓。”
李成对《大事件》解释，同一个同盟或派系里也有矛盾，但也有利益、意识型态、背景相接近的情况，使得这群人在政治走向上有一定的倾斜，如太子党在早期政治生涯中任职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所以菁英同盟更多地造福沿海地区的利益，也比较照顾央企、国有企业家、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
大多数团派成员曾在比较贫困的内陆省份担任过地方或省级部门领导职务，因此民粹同盟更多地代表地区性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内陆地区的发展，不过团派成员较缺乏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虽然江泽民时代团派未得到重用，但近年因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团派作用开始凸显。
李成对《大事件》分析，中国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权力的制衡，过去一年里出现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说明中国政治一方面走上权力制衡的同时，矛盾也逐渐的公开化;虽然这是中国政治进步的表现，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李成认为，这样的模式不会一成不变，也有可能失败，也就是有一派想把对方打倒，或出现由下而上的运动，使得一党两派模式无法持续，但是会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是否能使中国政治更加制度化，避免转型过程中出现巨大的动荡，最终走向更有规律可循的情况，实现中国式的民主。
因此，中共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源于内部权力竞争导致的分裂风险。李成表示，未来的5到10年间，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很重要时刻，如果中共要避免出现破坏性甚至是暴力性的革命，十八大期间及以后的岁月中进行大胆、积极的政治改革将非常必要。
“这(政治改革)是乐观的结果，但也无法排除另一种结果的出现，所以今年以来，中国最着名的文章是韩寒讲革命的文章，尽管韩寒不同意革命，但把革命提到中国知识份子的讨论议程上来，本身就是令人相当惊讶的事。”李成对《大事件》说。
即使进行大胆积极的政治改革非常必要，但领导层对于如何改，还没有一个共识。李成表示，缺乏共识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领导层有分歧、有竞争，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这样的分裂超越年龄、地域、学科，而此分裂又跟中国政治的两个派系紧密连结在一起，这解释了孔庆东支持薄熙来、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支持温家宝、支持汪洋的现象。
虽然领导层对于如何政改一直缺乏共识，但对于经济改革则是若即若离——中国经济必须转型，过去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亦即以出口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已造成环境的巨大损害、能源的巨大消耗，不再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转型到以消费、创新来驱动经济的模式，而转型的指标就是服务业的逐渐壮大。
李成对《大事件》补充，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经济，就必需更多的政治自由和竞争，而不是央企的垄断。“服务业如果要发展，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中国正在崛起，这样的崛起不只要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发展软实力就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如果这样的转型是对的，那中国政治的改革就是必然的。”
因此，李成认为，不管领导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会往政治改革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民主形式必将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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