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逼国民党 薄熙来案能逼中共政改？

　　李成对《大事件》指出，有可能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与台湾的“江南案”一样，会是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在美国遭黑道份子刺杀身亡，当时，台湾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杀手，找到住在加州的刘宜良，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头部、胸部、腹部开枪。

　　美国因自身公民遭国外情报机构派杀手到本土行刺而勃然大怒，台美关系紧张，美国当局要求台湾政府交出幕后元凶，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被爆为幕后主使者，时任总统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被指涉案甚深。

　　1985年1月，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并取消国防部情报局。李成对《大事件》表示，“江南案”最终让蒋经国意识到，必须解决党禁、报禁的问题，因为国民党在此事件中已经失去道德的制高点，政府也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台湾政治的转折点就是江南案，重庆事件可说比江南案严重得多，也许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也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问题，而且谣言满天飞，所以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处理这问题上有难度，但是，给人民一个交代是必须的。”李成说。

　　薄熙来下台后，他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能否继续？李成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把重庆模式看作‘打黑唱红’，由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这个模式已经失去它的公信力和势头。”李成对《大事件》补充：虽然“唱红打黑”已经结束，但中国政治菁英不断寻找机会、不断出现自发性的政治宣传模式，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地方领导人在政治上推销自己，寻找新的政策和方式，这种模式还只是刚开始。”

　　薄熙来展开“唱红打黑后，便不断有人指中央高层对薄熙来的”文革“路线持否定立场，此次薄熙来被拉下马，难免有人揣测是否中央有人制造这一事件。李成则持不同看法：”薄熙来的失败不是中央决定的，更多的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发生，才造成重庆模式的失败。“

　　马克思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说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李成对《大事件》表示，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上再贴切不过了，“唱红打黑”本身就是对法治、法律建设的蔑视，与历史的潮流相违背，“文革”第一次出现时是悲剧，第二次再出现就是笑剧。

　　李成认为，王立军事件反映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发生很大的变化：更多部门会将触手延伸至公众领域，寻求他们的支持，这些部门也会打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而重庆的“打黑”本身是对法治的一个极大挑战，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宪政建设。

　　李成对《大事件》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会停止不前，而是不断会有新的变化，并非一些人说的20、30年后才能见到转变。“我同意何频先生的观点，变化应该就在未来的10年，何频那本书（《可以确定的中国未来》，明镜出版社出版）写得非常好，社会变化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变化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地位变化了，人心也变化了，这是谁都阻拦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