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女飞行员群体揭:毕业两年后才准恋爱

　　谭红梅在起飞前检查飞机(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这个中国空军女飞行员群体，走出了两位女宇航员刘洋、王亚平，尽管中国女飞行员所占比例很小，她们已经开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战任务，有的已经成为空军各个战线的指挥官或航天部门的优秀军官，如果中国被卷入战争，这些女飞行员将会和男飞行员一样，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没错，正是那张笑脸。”

　　2012年6月29日11时，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的千里之外，广空航空兵武汉某团的官兵们屏息凝神注视着闪动的电视屏。刘洋微笑着出了返回舱，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那一刻，一如在航空兵团的日子，刘洋每次飞行归来，都会挨个宿舍敲门，探进脑袋微笑着说，“我回来了”。

　　在刘洋返回地球的同时，该团某大队教导员吴达发迅速群发了一条祝贺短信息，收件人也包括刘洋和她的爱人张华。吴达发新申请了一个手机号码，末尾七位是“6161837”，6月16日18时37分，正是刘洋乘神九飞天的准确时间。而团政委梁碚嘉则琢磨着，何时请刘洋回“家”看看?

　　中国大部分女飞行员都分配在该航空兵团，这是一片属于女人的天空。

　　2012年春天，是中国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首飞60周年，女飞行员日益融入了解放军整体的作战计划。

　　飞行的生活以秒为单位

　　2012年6月29日10时03分，一团淡红色的尘埃迸裂沸腾，通体青褐色的返回舱侧卧在草原上。细心的观众发现，在宇航员临出舱之前，工作人员递进去一个手指大小的物品，是营养液，还是……润唇膏?

　　在外界看来，女飞行员的职业绚丽多彩。而大队长李凌超眼里，这是一种程序化的生活。

　　7月2日凌晨4点半，李凌超起床后，稍作运动。5点半，到空勤灶就餐。李凌超们通常不会化妆，临飞前，还是要使用一点无色唇膏。因为要在高空活动，还要飞越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区，嘴唇容易干裂。在登上通往外场的大巴之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们会校对手表，进场。

　　飞行的生活以秒为单位。

　　11点半，李凌超的机组准时返航，她略显疲惫。赶紧回到宿舍，给家人报个平安，部队规定不能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外场。

　　直到傍晚时分，李凌超才挤出一点时间回家，她的父母正带着孩子宣宣看新闻联播，爱人张红岗则在外执行飞行任务。进门后，她轻轻拍了一下孩子的肩膀。

　　“上帝给你安排了做飞行员的父母，就要求你比别的孩子更强大。”李凌超经常这样告诉孩子，也是在宽慰自己的内疚之情。李凌超说，孩子5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接受“托管服务”乘坐民航的飞机。自从阿姨刘洋飞入太空后，孩子的理想，就是也要当一名航天员。

　　第二天，李凌超与家人匆匆告别，执行参加飞行训练，夜里必须住在飞行大队，孩子要同外公外婆回沈阳老家。

　　大队长李凌超的飞行之路，颇让她的母亲纠结。

　　1997年，来自沈阳的李凌超，以超出北大录取线的成绩选择了航校。她的父亲曾是沈空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母亲经常要为此牵肠挂肚。女儿成为飞行员之后，她又多了一份牵挂。几年后，李凌超又找了一位飞行员丈夫张红岗。

　　人工消云减雨是女飞行员们最经常的作业课目。美国媒体报道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批女学员开始训练以来，中国共招收了九批女飞行员，八批已学成毕业，总计328人，其中包括驾驶员、领航员、通信员和机械员。她们一般执行货运包机、抗旱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以往，女飞行员在培训和执行任务时都是和男学员分开的。从2000年起，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甚至还有几名女飞行员被分到了男女混合的“伊尔-76编队”。

　　机长闫建伟有着三十多年的飞行经历，与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开始共事。在他的眼中，女飞行员们“任务第一”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略有不同的是，一代代女飞行员的个性却发生着些微的变化，这也是大时代变迁的结果。他说，“老一代女飞行员性格泼辣，跟男同志一起打篮球。当时，四个球场经常都占满了。”

　　如今，该团的篮球场冷清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羽毛球场。

　　“禁爱令”后的特殊人生

　　2012年6月23日，端午节。当刘洋在太空吃起八宝饭的时候，丈夫爱人张华心情澎湃，给亲朋好友发了一条短信息，“屈子问天天不语，洞庭湘水涨连天。今人一抒古人志，瑶池西畔宴众仙……”

　　“张华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否则刘洋很可能也嫁给飞行员了。”女飞行员刘璐说。

　　2001年，该团在外地驻训，作为政工干部，张华负责训练“跟班”。当时，政治机关要求建立一个小广播站，张华负责编辑稿件，刘洋则被推荐为“女主播”。正是在这期间，二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2003年9月30日，是该团特殊的日子，六七名女飞行员都在这一天挽着爱人的胳膊去婚姻登记处领证，其中有刘洋和张华。刘璐印象很深刻，当时国家废除了婚前强制体检政策，领证变得格外顺畅。

　　部队规定，新飞行员毕业2年后完成改装任务，才允许恋爱结婚。这是一条由来已久的“禁爱令”。

　　1951年1月，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见即将进入航校学习的女飞行员时要求，“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宣布，你们5年内不准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你们中间如果有谁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

　　“那次领证的家庭中，还有5对是空勤家庭。”吴达发说，女飞行员择偶的首要标准是志同道合，是飞行事业的知音。大队长李凌超的爱人张红岗，是另一个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在这里，夫妻俩比翼双飞的故事很多。王亚平和爱人赵鹏都是飞行员，却分隔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不同单位。2006年秋天，赵鹏驾机执行转场任务，恰好从王亚平所在的部队机场上空通过。几乎同一时间，王亚平也要驾机升空。头天晚上，两人在电话里约定，如若能在空中相遇，就要用“标准喊话”打招唿。次日晚上，飞行结束，王亚平拨通了赵鹏的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打招唿?”原来，当天跟王亚平一起训练的还有其他飞机，激动不已的赵鹏出错了，把唿喊信号转到了刘洋驾驶的飞机上。

　　这是一次错过了的鹊桥相会，后来的婚礼也曾差点耽误。

　　2006年，王亚平和赵鹏商定在10月1日回老家举办婚礼，但王亚平的部队有飞行任务，回家的行程一拖再拖。9月30日，王亚平执行任务归来，急赴民航机场，不料却赶上了堵车。到机场时离起飞时间只有10分钟，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飞机了。

　　凑巧的是，飞机因天气原因延误了半个小时。赵鹏还经常调侃说，“还得感谢天气不好，否则，那天你还当不成新娘了。”

　　“平安回家”，是双空勤家庭夫妻间发送最多的手机短信息，像塔台传来的飞行指令一样，简洁明了。

　　飞行的生命

　　2012年6月19日晚，刘洋拿出一个熊猫玩具挂在脖子上，刘旺伸手将玩具接过来，摆正熊猫图案冲着镜头尽情拍照。手一松，“熊猫”又飘了起来……

　　在该航空兵团，女飞行员也是飞起来的“国宝”。

　　“我们是第七批女飞行员，我们管第六批女飞叫姐，第五批叫大姐，第四批之前的飞行员就要称阿姨了。”刘璐说。

　　中国通常每隔八年才招收一批女飞行员(第八批只隔了四年)。很多老飞行员都已退休，还住在家属院里，她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有时，这些阿姨辈的飞行员还会帮忙照看一下孩子。第三批女飞行员岳喜翠将军每次从广州去北京开会，都会特意途经武汉，看望新一代女飞行员。

　　记者在军营的采访中发现，评价女性作为飞行员的优劣势，似乎是该航空兵团内让人沉默的话题。几代女飞行员凭着出色的飞行技术，早已获得了这个群体的认可。

　　该航空兵团副团长陈华锋曾是刘洋的大队长。他观察到，“女飞行员更细腻，心思更缜密，操作技术也很灵巧。只是沟通上要委婉一些，不能直来直去。”

　　“刘洋像个小孩子，不论是飞行、领航、通信，还是机务等专业问题，她会从早到晚问个不停。”机长闫建伟如是评价他的这个“学生”。

　　李凌超是刘洋的同学，人称“超女”。2008年，一纸命令把李凌超调到了师机关任参谋。恰逢空军推行“机组资源管理”，将民航机组管理的先进理念引入部队，这对于运输机部队来说，是新鲜事物。李凌超查阅国内外资料后发现，大多数民航事故都由沟通不畅、不妥当的团队决策、领导失误等原因造成，属于机组资源管理不当。

　　“飞行不能只关注机械，也不能只关注人与机械的搭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重要。”李凌超用浅显的例子解释这个飞行概念。她说，考虑机组搭配时，胆大的飞行员，要配一个胆小的搭档。长时间的飞行，机组成员容易疲劳，如果有个像刘洋似的“快乐果”出现，团队也会更加协调。

　　那一年，李凌超组织编辑的《机组资源管理研讨》系列期刊，在全空军部队转发学习。

　　中国女性在飞行员中的比例要远远低得多，目前，美国空军军官中女性的比例为14%，而在2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

　　但女性正走出战争的配角。中国的女飞行员们正在成为各种指挥官、高级军官和航天员。如果发生战争的话，空军女飞行员以及其他女性作战和支援人员都将会发挥比以前更大的作用。7月3日，第七批女飞行员中的谭红梅熟练地登机，起飞。不久后，刘洋所在的飞行大队将产生继李凌超、陈宇之后的第三位现役女机长。

　　“记住，我们这里有两个嫦娥”

　　2012年6月20日夜晚，刘洋手持白色抹布，飘动起轻盈的身躯，对天宫一号进行了一次“卫生大扫除”。

　　“她还真是闲不住，还是那么爱擦东西，到了太空还在擦。”看到刘洋在太空挥舞抹布的画面，刘洋的好友、现任副大队长陈宇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她的记忆中，刘洋很讲卫生，在航校时还曾带领着同学去帮教员洗衣服。

　　该团的飞行员宿舍里，仍为刘洋保留着床位。这是一座普通的宿舍，男飞行员居住在宿舍的右侧。刘洋和飞行员刘姝住在同一房间，两床仅一步之遥。

　　按照各国空军的惯例，这便于飞行员之间相互照顾，也利于觉察对方的思想心理变化。两位女飞行员的床头正上方是个人的靓照，自然是和“铁家伙”运输机在一起。床头柜上，摆放的则是飞行员的全家福，照片中刘洋和爱人张华亲密地偎依着。

　　卧室之外，是一个简单的学习室，四台电脑，一台洗衣机和冰箱，再无多余之物。房间的门口放置着两部飞行图囊，类似行李箱，这意味着“待命，随时战斗”。

　　“这是中国首位女航天员的宿舍，以后刘洋回家还可以来住。”吴达发介绍说，2010年3月17日，刘洋和王亚平入选航天员的通知下达。团里紧急行动，不再安排刘洋和王亚平执行飞行任务，并且派专人负责她们的安全保障，宿舍也搬到了政委的旁边。

　　习惯了“优胜劣汰”的竞争的女飞行员，都经历过一次严厉的考试。

　　2009年7月的一天，在焦躁的蝉鸣声中，航空兵团接到上级选拔女航天员的命令，要求第七批女飞行员悉数到北京空军总医院接受体检。团里立即安排男飞行员乘坐火车，把在外场站执行任务的几位女飞行员们赶紧替换回来。

　　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是什么?女飞行员们顶着“雾水”开始了北京之旅。

　　“体检很严格，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种残酷。”刘璐说，在航校时，B超检查也就是肝胆脾三个项目，而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的B超检查则是十几个项目，具体内容都记不清了，只是按照引导员的指挥，不停地走向下一个科室。

　　那次航天员的选拔，意外成就了第七批女飞行员毕业八年的同学会。闲暇时，女飞行员们在空军总医院旁边的一家餐馆小聚了一番。出于保密的要求，当时同学们只叙友情，一起回忆东北航校的岁月。当时，大家还约定航天员选拔的胜出者，要请客吃饭，地点就选七星级的盘古酒店，距鸟巢、水立方仅一步之遥。

　　同为第七批女飞行员的刘璐依稀记得，航校入学时是三十七人，毕业时剩下二十多人，分配到部队后又面临着几轮淘汰，最终有一半的同学与飞行无缘。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攀比的心理。”大队长李凌超坦言，飞行的生活已经让这个群体养成了竞争、进步的习惯。自十几岁起，同学们就离开了父母，她们又是竞争中的姐妹，无论谁胜出，都是这一群体的自豪。

　　2010年4月29日，团里为刘洋和王亚平举办了欢送晚宴。不久后，她俩就要离开空军去北京西郊的航天员大队报到。对于未来的航天城生活，刘洋当时满怀憧憬，却也担心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如今，每当有人提起女航天员时，中队长刘迪都会做出补充，“记住，我们这里有两个嫦娥。”

　　(刘红山、周建华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