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先生在重庆讨论会上的发言，透露了这样一个资讯，他说：“薄熙成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就像新老左派争先恐后地奔往重庆，向薄熙来这个对理论有巨大需求的重庆第一把手兜售他们关于重庆模式的说法一样，张木生也把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说法端了出来。他是这样表示的：“我看，重庆确实走的有模有样，他(指薄熙来)感觉最大缺陷就是，在理论上有很大欠缺，他所要搞的事情，找不到一个理论支撑点再往下实践。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的支撑点很简单，我们搞了34年，都说明这个支撑点是有效的和正确的，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就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张闻天同志1922年开始在中共介绍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时候，他在美国留学。他首先看到列宁去世前最后七篇文章，使他对未来社会有很多联想。到延安之后，尤其1939-1940年，中央集体学习，创造了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
但是，张木生和绝大多数新老左派不一样的是，他和刘源、薄熙来具有相同的红色意识和政治抱负：老子打天下，儿子做天下，舍我其谁?荣剑在他的“重返新民主主义是否可行?”文章中，从红色资源再开发的角度，提到了薄熙来和刘源、张木生的不谋而合。他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打破目前改革停滞不前僵局的力量，有一支是来自于‘红二代’，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和刘源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都侧重于红色资源的再开发，在共产党的传统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再创造……。”
张木生认为，重庆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现在的中共正在丧失合法性，因此，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应当就是刘源和张木生试图把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重庆经验结合起来的一种考量。
刘源和张木生都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
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张木生说，“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这话其实严重夸张。除了刚建政那几年，中共60年来并没有认真实施过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前，提这个东西，就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那时，他不仅需要获得赞成社会主义人士的拥护，也需要获得反对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但是，一旦取得政权，毛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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