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像曹孟德 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广东，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广东模式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点像历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机时代特别容易脱颖而出，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萧功秦认为，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来就存在某些相似处。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像，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之流‘害’了他。”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萧功秦认为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为动员手段，来获得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毛泽东晚年也是如此，这是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威权政治到民主制度的过渡要经过五步逻辑

　　当谈到重庆模式本质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时，萧功秦认为，可将其理解为从改革以前的全能主义转化过来的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利用了市场经济，而国家在其中又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它更接近于东亚集权政治与竞争市场相结合的“凝聚性资本主义”，但在国家对经济的整合程度上，在组织资源以实现国民经济重大目标的能力上，在国家与企业家合作的程度上，国家显得更为强势，这与中国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有关。强国家——弱社会是它的特点，它的优点与缺点均与这种结构有关。

　　关于权威主义如何过渡成公民社会的问题，萧功秦解释，如果权威主义有一个向民主过渡的理性目标，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威权体制，它就有一种理性选择的可能性，这种选择可以概括为五步逻辑。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权，这是邓小平拨乱反正已经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经济转型，也就是从计画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并进而导致经济起飞，这是江泽民、朱熔基时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的财富收入进行民生建设，以克服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与贫富不均，胡温体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庆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第四步就是让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多元利益团体自我组织起来，发展公民社会团体，这种社会的自主组织力量，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为政府善治的一个补充。他希望习近平时代能开创公民社会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