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比中共的任何一位高级干部更能知道「六四」问题所具有的辐射力，因此，他在按程序交出党权（总书记职务）之前，于二○○一年二月借「贯彻三个代表」的中央会议之机，明订两条：其一，绝不允许松懈打击邪教的斗争；其二，对「六四事件」定性的「党的结论正确性」不容改变。这两项没写进江的「泄密大全」，而是由库恩所着《江泽民传》予以披露。民间研究江泽民史料的学者将库恩披露的两点称为「江二条」。
在以后的政策执行中，中共维稳体系「创造性地」运用了「江二条」。对不愿纳入官方管理体制的各种宗教分支，如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高强度钳制。因为他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是海外民运和「六四份子」伸向国内的政治触角」。就实际情况看，流亡国外的不少「六四」学运人士皈依了基督教，国内的异见人士受此影响颇深。
在「六四」事件过后的十年里，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平暴思想」。但是进入新世纪，大小权贵集团在城郊结合地带大肆抢掠农民土地，激起了农村社会的强烈反抗。由此，失地农民维权运动自然与中共界定的国内「六四残余势力」相结合。正如国内异见人士相当部分皈依了基督教一样，他们也以「六四背景」深度地参与到维权运动中。这些是「江二条」未曾预料到的，但一直以来，坚决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则是江不易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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