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垮台 重庆经验终未被炮制成“模式”

　　时至今日，薄熙来事件已经基本上尘埃落定，海内外唯一关注的就是最终薄将会受到法律的何种审判。回顾半年来整个事件脉络，从开始的“休假式治疗”、两会“最后申辩”，到期间大陆坊间的种种猜测伴随官方语焉不详，直到今天迷局被打破，中共高层达成共识重手惩治这位曾经的政治局同僚。脱离薄熙来事件本身，在他主政重庆的5年时间里大力推行的以“唱红打黑”为普遍公众印象、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为实际内容、“五个重庆”政策为主体的重庆模式将走向何方，也成为目前摆在中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命题之一。

　　所谓重庆模式是在中国现阶段怎样一个阶段大背景下产生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取得发展成果的重庆经验能否与重庆模式划上等号?重庆模式能否成为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寻找出路的一种方式?薄熙来在这个重庆模式中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多维在2011年薄熙来尚在重庆主政之时即对此做出分析，目前恰值此事件又一关键时间节点，再次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进行梳理、分析。

　　中国探索进入迷茫期 薄熙来借机炒作概念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再次进入迷茫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征兆开始出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如何重启社会活力和经济动力，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摸着石头过河”再次成为中共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摸索过程中，逐步诞生了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种种地方改革和发展经验，“模式”开始成为现象。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作为中共大员中唯一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地方领导人，薄熙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为我所用”，灵活地将自己主政重庆期间所取的一系列发展经验框入一个大的框架之内，进行重新整合、包装、炒作，最终冠以“重庆模式”的名号推到世人面前。

　　薄熙来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历来的最高领导人除了需要法理上的支持外，还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需要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才能在党内的权力架构上享有最终的实际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中共当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是脱离苏共的控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并在“整风运动”中将这套思想统一为党内共识，随即确立了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这种方式也一脉相承，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直至今天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虽然薄熙来今天尚未到达那个政治地位，但是“太子党”出身的他必然深谙此道、而他政治野心家的特点也促使他需要在自己的地方执政履历中有这样一套成型的模式或经验提出，为将来晋级更高地位打下基础。

　　中央政策扶持 重庆经验方能成“势”

　　重庆模式自提出之时，便得到了大陆左派的普遍拥护，除了引人注目的司马南和孔庆东，在不少左派学者心中，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唿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30年的方向。

　　但是这些论调都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虽然重庆过去几年取得的成绩有其地方上的独特性，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重庆模式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框架之内，响应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和“三一四讲话”，并结合重庆当地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经验。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客观轨迹所致，是当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和中国整体社会变革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将重庆设立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将政策、资金大力向此倾斜，重庆不会成为今天西部经济中的领头羊。这并非是薄熙来一人一力之功，而是重庆的“势”已经产生，时势造英雄，假如没有这个势，薄熙来即使有再大的抱负和野心，也难以施展身手。因此，如果抛开这个大前提，重庆的经验能否成为一个“模式”的议题根本没有成立基础。

　　敏锐抓住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 自下而上推动

　　如果重庆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一种经验，那它被人为推升到模式的另一个现实因素，就是薄熙来敏锐地抓住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大陆民众普遍存在的对贫富差距拉大的不满和对官员贪污腐败的痛恨。因此，一方面在薄熙来上任重庆后即展开的“打黑风暴”中，将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作为“黑社会保护伞”打掉，在民众心中初步确立他敢于叫板中共官僚体系中既得利益团体的印象。随后又竖起“共同富裕”的大旗，重回共产党原旨教义，将重庆经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从而产生重庆模式的概念。

　　这种推动目前看来是薄熙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从2010年在上海举行“重庆模式研讨会”开始，到随后爆出有200多名大陆知名专家学者接受重庆的所谓“专题资金”为重庆模式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和宣传声势，都可以看出薄熙来已是处心积虑、操盘已久，将这个重庆经验披上“皇帝的新衣”变成重庆模式。

　　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无论其后期怎么发展，其成立和存在的基础都抛不开其成立时的初衷和目的。而中共党纲中规定的无产阶级属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原则，也是中共能够在大陆进行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个情况下，薄熙来迎合民意，大推“共同富裕”口号，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收获民众的好感，提升当政者的满意度，这甚至让他在与被称之为“一时瑜亮”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关于“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的争鸣中拿下一城。

　　在这个过程里，薄熙来巧妙借助了中共党性、教义上的宗旨，大打民生牌，如果不是因为王立军事发，中央想拿下他也会师出无名，无法对这个近乎于“借祖宗家法犯上作乱者”进行全盘推倒。因为在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因素，一个是薄熙来个人的政治因素，另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民众与拥护后一个因素民众产生激烈的对立。

　　重庆“模式”争议开启大讨论序幕

　　今天对于重庆模式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新的一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大讨论中的序幕。

　　这个大讨论缘于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客观现实，又是当局近几年来有目的的对舆论进行放松而产生的惯性结果。上承上世纪80年代大讨论的余音，重新开启新一次初级阶段的百家争鸣情况。

　　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治讨论气氛和舆论生态产生的作用，以及随后大陆左、右两派将出现怎样的新态势。但是可以从这一阶段的现象看出，尽管外界一直在诟病中共的舆论管制措施，不得不承认在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环境实际上是在逐步放开的。

　　这种放松在目前看来出现了三个阶段性的结果，一是媒体频频试探中共红线，试图主动拉大舆论空间。正如近年来《环球时报》在报道群体事件、陈光诚以及薄熙来事件上所作的尝试。二是当中共感觉媒体试探已经超越自己忍耐度的时候，会进行有条理的收缩。这种情况即如同薄熙来事件后面对乌有之乡可能存在的挺薄势头而短暂关闭了5日。第三个后果就如同此前的薄熙来，利用这种放松产生的空隙，通过“课题资助”的方式让大批专家、学者公开推动重庆模式，为自己谋求政治资本。

　　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模式

　　假如重庆没有薄熙来，其发展经验是否也会被抬到今天“模式”的地位，作为一个现象供学界讨论?答案是否定的。显而易见，虽然中央一直试图在将薄熙来与重庆近几年取得的成绩进行切割，但假如没有薄熙来以及其这几年在重庆的长袖善舞，苦心运作，重庆经验仅仅会作为中国数个经济迅速发展地区的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不会有今天这样特殊的地位。这要从薄熙来本人的性格、背景及从政野心说起。

　　作为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外界认为的“太子党”，薄熙来凭借着父辈的声望、资源，自己数十年的从政经验，以及其个人性格中锋芒毕露、难容异端的性格，多年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才最终将重庆这个位处西南边陲的直辖市风风火火地搞成了引领中国政治潮端数年的典型。如果说这种经营在张高丽、张德江等地方大员自身看来属于分内之事，理所应当，那在薄熙来眼里就是另一番景象，他已将重庆变为自己囊中之物，大有建立“独立王国”的动作。

　　以薄熙来在重庆主导的“唱红运动”为例，虽然在中共对于民众的教育方式和观念里，进行革命主义教育，例如播放爱国影片、学唱红歌一直是重要一项。但是薄熙来以其高调、张扬的作风在重庆进行的唱红运动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作是在借此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甚至不排除中央政府核心地位的可能性。红歌在重庆也变成了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机会主义的方式凸显出薄熙来在大力推行这一举措时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正如孔子评价少正卯时所说的“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 “撮徒成党，谈说饰褒荣众”，“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对于外界有声音认为薄熙来事件是中共新一次路线斗争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路线问题一定是人的问题，薄熙来这位“太子党”的能力和谋略远没有达到那个境地。而且在大环境下，中共已经走出了草创初期群雄并立的情况，强人政治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土壤。即使落实到具体事件上，与王明、高岗等不同，薄熙来个人没有经历过对外战争、党内斗争的年代，他完全是凭借其父深厚的政治资源才能够在中国政坛上大展拳脚的，他可能会比同时期的一些官员在某些方面要杰出，但是这种杰出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

　　重庆模式中值得借鉴的部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中央政策扶持，结合重庆自身特点进行经济发展而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需要摒弃的部分是薄熙来因政治野心而强加于其上的个人因素。唱红没问题，运动式唱红有问题;打黑没问题，黑打有问题;重庆经验没问题，重庆模式有问题;重庆没问题，薄熙来有问题。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中共一直以来以“运动打倒运动，形式批判形式”的弊端。而在中国政坛上“璀璨”了近3年的重庆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将走向何方的重要课题，讨论才刚刚开始，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