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论新政治道路 舆论先行造势

　　被称为定调十八大的胡锦涛“7•23” 讲话，随着换届大会的临近，在一阵解读热潮过后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讨论尤盛。在主流舆论层面，以党报《人民日报》、党刊《人民论坛》、《求是》为代表，纷纷纵论“新政治观”，谈政治道路何去何从。在民间舆论场，大声疾唿政改甚至断言“大则危及中共执政”的声音也是接连不断。

　　不难发现，中共在每次“大动作”之前，都会无一例外地采取“舆论先行”的做法，来形成一股强有力的信息势能。胡锦涛的“7•23”讲话，党报党刊连日来的政改唿声，其实都是信息势能的一股分支力量。就前者来说，给那些质疑中共政改决心和力度的群体吃了定心丸，但同时也不出意外地引起了彻底改革派的纳罕。然不管是“定心丸”还是“纳罕”，最终会在民间舆论场掀起讨论热潮。而在官方为主体构成的主流舆论场，则由最高党报来完成这一使命。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产生的民意反响始终喜忧参半。在此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追问，激进代表在西单“民主墙”前全盘否定的态度，以及“六四”政治风波的爆发，均离不开各类思潮的“助力”。这也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一种思潮的汇聚与井喷。

　　中共政改30余年风雨路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中共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同步官网人民网发表题为《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的文章，其中“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而非惧怕民主”的观点，虽然穿插于正文中，却被各路媒体重点推了出来。鉴于此文“载体”——人民网的官方性质，所以这一言及政改与民主的文章，一度被视作中共借十八大之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初度试水。

　　回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在始终如一地进行。以党代会为历史分期，期间经历了五个关键阶段。中共30余年的政改风雨路，道路并不平坦，甚至历经艰难和曲折，但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不同阶段，改革的深度广度时有调整，改革的重点难点不断翻新，改革的强度力度张弛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即以稳定为基础的政改在始终如一地推进中。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在此阶段里，一方面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需得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探索性改革，同时积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随后于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提出为了健全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成为纲领性文件。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并未延续讲话内容，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全面的设计和规划。

　　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大后五年。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之际，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错位发展即将带来的严重后果。1986年期间，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论述，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在此基础上，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基本任务重点提了出来，同时也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即，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铲除权利过度集中等棘手问题等。

　　第三阶段：十三大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按照常理来推断，有了第一阶段的酝酿、第二阶段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应该保持大踏步前进的势头，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的发生，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严重冲击甚至创伤。虽然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及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力挽救下，但已经议程设置完毕的政改路径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是提法上，还是基本内容的确定上，都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幅调整。所以，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成分远远多于发展。

　　第四阶段：十四大到十六大。在此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第三阶段调整后的部署进行的。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飞勐进，致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再次显现出来。不过，经过十四大的准备，十五大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发展至十六大已经步入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也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从外围调整转入到了核心攻坚。

　　第五阶段：十六大至今。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核心攻坚阶段后，并未产生民众普遍期待的大幅度突变。西方学界频频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也常常将中共懈于政改放在突出的位置，进而引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衡量政改是否达成实效的标准，即是中共是否继续一党专制。而善于做小事修正大方向的胡锦涛，在其执政十年里，虽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大幅调整，但也在修修补补中，让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更加清晰可见，共识的广度也日渐辐射开来。这一点，在胡锦涛“7•23”讲话中也有很明显地体现。

　　思潮涌动为政改注入“强心剂”

　　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均会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参与其中。而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30余年的风雨路上，新旧思潮的影响尤其突出地呈现出来。期间，思潮涌动最为勐烈的时期，当属西单“民主墙”前的激烈号召，以及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前的“六四”政治风波引起的舆论震荡。

　　1979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激进派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观点和言论，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破除“现代迷信”最为勐烈的一次思想运动。其中，“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是当时极具震撼力的观点。而在当时，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对一贯处于人性压抑状态、思想逐渐启蒙的中国民众来说，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天际，带来石破天惊的觉醒。所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条件的基础之上，“魏京生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唿声，自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也能起到一唿百应的效果。

　　经过邓小平的强力“补救”，此次思潮涌动很快平息下去。但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围绕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开始集中冒头。1986年，在一线大城市，尤其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

　　他们将资本主义民主奉为至高，且将其当作中国民主的唯一选择。

　　这一番完全剥离中国实际的思潮过后，党的十三大后不久，社会上就接连出现了新权威主义的思潮和民主浪漫主义的思潮。前者以亨廷顿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难免出现政治不稳定状况的观点为立论点，并结合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进而将开明专制、新权威主义视作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救命稻草”。

　　如果说新权威主义只是小试牛刀，那么紧随其后的民主浪漫主义思潮则无疑将这把“刀”硬生生地插在了中国身上。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政治风波，就是这股思潮的直接产物。就当时来看，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略了中国国情，以为民主可以在一夜间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就现在来看，流亡海外的“六四”民运人士已日渐式微，而且这一政治风波也成了中共心头的一块永远无法彻底平复的伤疤。然这股思潮诱发的政治风波，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成强大冲刷力的同时，也倒逼了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落实与大力推进。

　　此后不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从此开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速前进。期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络绎不断，“旧饭新炒”、左右交战等参半其中。尤其是在重庆模式中“唱红打黑”风起云涌之际，一股复辟毛时代路线的味道搅动着中国华夏大地。不过，这股复辟热潮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宣告破产。虽然后薄时代还有一些毛派人士试图做着最后的努力，但不管是韩德强扇出的那一巴掌，还是司马南借被扔鞋之机招揽民意，也已经无法力挽狂澜。

　　“改革有风险，但是风险可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当前中国的主流声音，各类思潮的碰撞或交锋都只能以此为基础展开，即如何进一步落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是与非的争论上。随着十八大的临近，人们开始将关注点落在了即将接任的习、李身上。而已经被各路媒体和“智囊团”解读得近乎透顶的胡锦涛“7•23”讲话，实际上已经释放出了明显的讯号，也即，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沿着改革开放的“新路”走下去。因为要应对社会大转型大发展期的各类挑战和矛盾，唯有进行体制改革，方可有效纾解当下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领域诸多长期积累且日益尖锐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