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经历了许多苦难，但没疯狂也没堕落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这是莫言在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的一段文字。如今的高密东北乡，秋风苍凉，天空的颜色瓦蓝，就好像26年前，《红高粱家族》里的那种光线一直穿越到了今天，只是，“汪成血海”的高粱棵子消失在玉米地里，捉鱼的河流日渐干涸，一栋栋崭新的农村小楼屹立，坚硬的水泥地取代了原有的泥泞土路。

　　有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但莫言认为，正是这条“破麻袋”，让他的文字有了独有的风格，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去往莫言旧居的路已经装上了指示牌，水泥公路桥被刷上蓝色油漆。旧居北侧的小广场上，则竖起了新制作的说明牌，门口挂着两盏应景的大红灯笼。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莫言的旧居，老宅的泥墙旧瓦已经有些许破败，老式木门上还残留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看弟弟的小说，“都是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寻常得很。”

　　在这句话里，时光仿佛转瞬逝去，余占鳌、我奶奶、高梦九、罗小通、四叔，这些书中的人物全都从几十年前的岁月中发酵而来，就在这里，在高密，莫言出生长大、结婚生女，感受过苦涩微甘的高粱气味，构建了他最初的精神世界，受尽了侮辱和饥饿的滋味，也在这里他曾充满愤懑地说过，如果有一天能离开，“绝不会再回来”。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莫言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东北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本姓管，名谟业。莫言说:“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二哥管谟欣告诉《南都周刊》，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虽然爷爷是个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在家里人的回忆中，莫言从小就是个酷爱读书的孩子，管谟欣说“弟弟6岁上学，8岁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名着。他喜欢看书。我们这里农村，大家家里的书都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还拿我的新华字典去背。我记得，当时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而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则提起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莫言)小时候特别聪明，有悟性，我爸爸，就是(莫言)他爷爷当时就说过，这个家将来会出个大人物，我是见不着了，你还可以见到，说的就是他(莫言)，所以他的小名叫北斗，这个名字就是他爷爷给起的，意思是将来能出大名。”

　　让管谟欣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与莫言抢书看的经历。管谟欣说，当时因为村里人读书的不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富裕，能读的书就只有家里留下的古书和小人书。所以每次只要家里一有新书，莫言就和二哥管谟欣开抢。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耳旁风。”管谟欣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莫言文学馆里有这样一段描写莫言小时候的经历：1967年莫言上小学五年级，适逢“文革”，被迫辍学，当时上中学都要贫下中农推荐，中农出身的莫言被拒之门外，成了一名公社社员。他每天牵着牛羊，从学校教室的窗外经过……同学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这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感到自卑，感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无际的荒野，莫言孤独寂寞，感觉前途一片渺茫。

　　在莫言自己的自述当中，他说正是因为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因为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

　　还有一次，如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没有人。再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家的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

　　长到18岁，父亲让莫言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莫言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由于莫言身子还没有长壮实，刚到工地时，只能拉锁链，双手的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道血痕，破了长好，长好了又被勒破。”管谟欣说。

　　回忆起这段经历，莫言自己则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饥饿的记忆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小学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学校里这些饥饿得“身体透明”的小孩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莫言曾经深刻体会过“饿”这个字的滋味，从1960年春天开始，可怕的饥荒开始席卷中国大地。高密东北乡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老实木讷的农民们饥不择食，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在散文《吃相凶恶》里，莫言写道“一九六〇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

　　姐姐已经退学，专门挖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因此“吃”想当然成为了莫言小说中的关键密码之一，在他的小说里，“饥饿”记忆和“吃”的疯狂，贯穿始终。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少年时代的乡村饥饿记忆，成为了他面对世界时的一种基本态度。莫言小说里的小孩子，认识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不能吃的。

　　在《四十一炮》当中，他借一个叫做罗小通的孩子深刻地再现了自己对于食物的终极热爱。“我低头看着这盘洋溢着欢乐的肉，看着它们兴奋的表情和那些像葡萄藤上的触须一样抖动不止的小手，听着它们像蜜蜂嗡嘤一样的话语，尽管它们的声音微弱，但它们的语言清晰、字字珠玑……我们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有生命有思想当然也有感情的个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只愿属于你，我们的沸水锅里痛苦地翻滚时，就在唿唤着你、盼望着你。我们希望被你吃掉，我们生怕被不是你的人吃掉。但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弱女子还可以用自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们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天生命贱，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你不来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卑俗的人来吃我们了。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爱肉、懂肉、喜欢肉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

　　在他的另一本小说，出版于1992年，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漠视的长篇《酒国》，则是“吃文化”中达到了巅峰状态的表达。

　　而到了1995年，莫言以一部洋洋五十万字的长篇巨着《丰乳肥臀》，总结了“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动荡史，并极其有创意地从清朝末年写到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动荡、历史的诡秘、人性的险恶、社会的变迁，在这部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但这部小说因为“不正确的历史观”而遭到了封杀。其中写到，在饥饿年代里，一名优雅的女医生在农场为了得到一只大白馒头，而甘心情愿地遭受着食堂管理员的邪恶奸淫。

　　正是这种惨痛的经历，莫言蔑视那些道学家的高调。莫言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创作的原动力让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贴近人的本能需要。

　　直到多年以后，莫言的胃又回归到了最初的爱好，每年从北京回来，莫言最喜欢去吃饭的地方，不是大酒店，而是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他好一口当地特有的“高密炉包”，还特别喜欢混到集市里找“高密炉包”吃。

　　现在，走遍平安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院内，都是一片片晾晒的玉米棒子，那片耀眼的金黄色仿佛预示着这片土地的种种丰收，就好像那些残酷的片段只留在了莫言的隐秘的记忆之中。

　　被侮辱和被伤害的

　　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受辱”也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

　　童年的故乡赋予他的，有来自老师和家人的爱的体验，更有来自社会的凌辱创伤。因为腹中饥饿难挨，莫言曾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他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被揍了一顿，然后他又不得不当着二百多人的面跪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回到家里，他又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来自童年故乡的创伤体验是深入莫言骨髓的，正是因着这种深沉苦痛的沉淀，才有了莫言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

　　《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十二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高唿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麻地里，像一条鱼一样游走了。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在稍后创作的《枯河》里，莫言以“侮辱”为核心，写小男孩在玩时不小心把领导女儿弄伤了。他回到家里，碰到的是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的组团“严刑拷打”。“父亲”打他时，还先扒下他的衣裳，“免得打坏了”;小说里的“父亲”在拷打小男孩时，极富创意地用蘸了盐水的麻绳来鞭打他。而在传统叙事中本来应该是保护孩子的母亲，抡起棉花秆噼头盖脑地打，打得“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在《四十一炮》的后记当中，莫言说他要“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

　　1976年，莫言当兵，第一次有机会离开故乡，此时的莫言已经21岁了，此去经年，从此与故乡，与故乡的高粱酒，与母亲棒槌敲打野菜的声音，与池塘里的蛙声、流淌的胶河相隔千里，直到物是人非。

　　莫言的父亲已经90岁了，他说常住北京的莫言每周六的早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即便是在国外也会打。如果实在忙不开，就让儿媳替他打过来。在他的床头，摆着《明清进士传略》、《琢秋堂俚句》等几摞书，却没有莫言的书。莫言的侄媳妇朱绍英透露，莫言不让父亲读他的书，因为担心把村里的人跟小说人物对上号，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从前冷清的莫言故居，已经呈现出一片的鲜明生动，很多人慕名而来。一位父亲带着上高中的女儿赶来，兴奋地与莫言的父亲合影后，说：“莫言要在古代，那就是孔圣人啊。”但他的女儿并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大老远跑来这是因为“崇拜”。还有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凑热闹，他手端罗盘，喃喃自语：出这么大的人物，必定有不凡的风水……

　　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尽管有些话现在说起来如同事后诸葛亮，红雪还是觉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的气氛，和以往的每一年相比，确实完全不一样。

　　5月，红雪所在的精典博维——全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出版商之一正式和莫言签约，取得了后者迄今为止所有作品的全版权，包括数字版权以及影视改编。按照原定计划，一套20本的莫言文集(事实上是全集，由于莫言仍在继续创作，固称不便以全集来命名)将于今年秋天问世，操作时间只有不到半年，相当紧急。红雪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她具体负责的《我们的荆轲》是一本莫言从未面世过的剧作选。

　　10月10日晚上，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一天，红雪给莫言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我们的荆轲》的最终校样和封面图，第二天一早她收到了莫言的回复，指出她弄错了曾主演他写的话剧《霸王别姬》的人艺演员吴京安的名字，“他在邮件里写的是请核证，客气得很”，红雪说。这个错误发生在书的后半本，“可见莫言连夜通读了书稿”，这令这位责编略感惊讶。

　　风暴中心，作家宁静。8月，莫言回到山东老家高密，关机写作自己的长篇小说。与此同时，欧洲两家博彩公司均就莫言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开出了极低的赔率(赔率越低名次越靠前)。Unibet率先公布的赔率榜上，莫言以1赔6.5领先村上春树的1赔8，排名第一，在另一家博彩公司 Ladbrokes的榜单上，莫言和村上的位置调了个个。在行内，Ladbrokes的准确率被认为比偏娱乐化的Unibet更为靠谱，这家博彩公司由一个三人专家团队负责计算赔率，他们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计算要素包括诺奖评委的惯常喜好、对媒体报道和读者反馈的分析。2004年到2006 年，Ladbrokes曾连续三年猜中当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至于令瑞典文学院一度扬言要彻查有无内鬼。近几年他们虽未猜中，但依然表现不俗，2009年的赫塔·米勒和去年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都曾在开奖前名次飙升。

　　按惯例诺贝尔文学奖当在10月的第一个周四公布，有时延后，最迟不得超过当月的15日。10月8日，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了今年文学奖的公布时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网络上对于莫言是否能够获奖的猜测——以及质疑渐至沸点。

　　一部分人出于文学本身的因素支持或反对莫言得奖。曾写过《莫言评传》的作家叶开是莫言的积极拥趸，在微博上他提到了曾和德国汉学家顾彬做过一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对谈，而后者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莫言小说长期不断的严厉批评者。顾彬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他仍旧在用章回小说的传统方式在写作，其作品彻底地缺乏现代性。拥有现代性的小说家不会再单纯地讲故事，因为所有的故事已经被讲完，作家应该集中到一个人——而不像莫言这样仍然在野心勃勃地动辄写几十个人，一个村庄，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而叶开则认为，莫言以他独特的“残酷叙事”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文学王国，是其小说内容的尖锐刺激和语言的汪洋恣意令他的作品始终处在争议的旋涡。

　　围绕莫言的最大的争议在文学之外。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拒绝与异见作家一同参加研讨会、以及今年上半年参与抄写《毛泽东延安座谈会讲话》、宣扬文艺界为政治服务事件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是“未能守住不歌功颂德的底线”。华东师范大学学者许纪霖发表微博称：“一个作家是否配得诺奖，除了作品要看其是否对文学真诚，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演讲中再三声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三年之后却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许纪霖认为，像王安忆一样心手合一、不抄讲话、“有所不为”不算道德苛求，莫言却做不到恪守一己之文学信念。“如果莫言只是孤案，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许纪霖说，他将其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学者永远可以振振有词，发布无数美妙之论，但真实生活的人，创造的人，服从自己内心，坚忍干活。”作家陈村在微博上反驳许纪霖：一个作家写数百万字，辛勤刻苦殚精竭虑，你却说抄了就不算，这才是“妄图将天上的国建在地上，是威权主义的起源，是最大的恶。”

　　学者严锋认为，莫言不是一个斗士，但他相信“直面现实、深抵灵魂的作品的社会效应不亚于口号和签名。”“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圣人。需要同情的理解。”

　　“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批评家张闳在微博上写道，“不自由也有文学，文学本身就是自由。”

　　红雪和她的同事并不关心微博上的纷争。他们每个人都很忙，忙中透着心不在焉，人人都在期待，但人人也不愿明说。到了11日当天，红雪的老板，精典博维董事长陈黎明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走了一整天，走得所有人心烦意乱。开奖前一小时，红雪直接在桌上拍出了1000块钱，跟陈黎明说，是不是莫言，咱们来赌吧。

　　在之前接受的所有采访里，陈黎明都表现得把握十足，他的统一回复是：看好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每年都有中国作家有可能拿诺奖的传言，去年的严歌苓也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但真的没有一次像今年感觉这么近过。”陈的信心一方面来自欧洲博彩公司的赔率，另一方面陈黎明也相信他的直觉。他周游世界，出入各大书展，谙熟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界的影响力，和“诺奖圈”接触频繁——他和大江健三郎，和帕慕克、奥兹聊天，询问他们对莫言的看法，比较莫言和他们的理念，结论是：莫言完全有得诺奖的资格，并且，运气也该来了。

　　10月10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发了一条微博：“由夏威夷回到东京，新闻发布会正在筹备，看样子真是村上(春树)了。”这条微博在被大量转发的同时也饱受质疑，随后被村上春树在东京的事务所否则。陈黎明则认为，筹备新闻发布会是正常的，“其实每个相关出版商都在做两手准备。”

　　“我们也订好了场地，准备好了展板。只等开奖那一刻。”陈黎明说。展板上写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暨莫言文集出版新闻发布会”，这套文集此刻已在印厂，随时待命，一旦花落莫言，陈黎明将以百万册的印量开动机器，去满足国人大量“阅读、收藏、乃至送礼的需求”。他透露一套文集的定价预计会在 700-800元之间，如此计算，此次莫言文集的码洋将达到7亿人民币之多。

　　“容量”最庞大的写作者

　　　魔幻现实主义的荣耀与桎梏

　　就评论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客观，评者或者观者永远都只能以个人的狭隘和急促来看这个世界，以及身处这个世界的繁花锦簇的艺术品。关于莫言获奖前后网络的争议，从左右之争到作品之争，无不都是以此眼光来看世界的结果。但实际上，即便作家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往往也如广袤星际般繁复，真正能道明的又有几人呢?

　　从莫言最开始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到新近出版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尽管在职业批评家眼里各有长处，但在不少文学爱好者眼里，他的文学气质最浓郁、小说可读性最高的还是早期那些作品，《金发婴儿》、《爆炸》、《野种》、《红高粱》、《苍蝇·门牙》、《红蝗》、《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怀抱鲜花的女人》等长短不一的作品，是当时先锋色彩最为浓烈的一批，也是莫言个人在文学实验上最为肆意大胆的阶段，这些作品铸成的是文字精炼和语义直达要害的一种力量，并且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力量的拥有者只有莫言。

　　论及莫言作品中文学意义最大的地方，不可能绕过马尔克斯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尽管它们跟《百年孤独》比起来算不上名着，但却是一样弥漫着浓郁魔幻色彩的作品，甚至对于技术和心念来说，《枯枝败叶》、《巨翅老人》、《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事件》等作品已经抵达了马尔克斯自己的巅峰。

　　甚至今天的文学爱好者如果喜欢溯源的话，还可以在一本名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的书中，找到全部答案。不应该认为提及以上这些小说的名字，于今天来说对莫言是一种侮辱或者尴尬，倘若不能正视这些，也无法成为今日气场强大的莫言。莫言正是从当时流行的拉美爆炸文学中捞到第一桶金，甚至还可称之为他迄今最为卓越的文学成就。于世俗意义上，莫言就此以先锋者的姿态走向了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莫言在第一时间接受央视采访时，连说心情很平静。从外人的角度来说，荣获如此大奖—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这个星球关于这个行当的最高肯定—淡定一定是做出来的，但声音从山东高密传来又是如此真实，小人之心地猜测其中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着重提到了“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句话被媒体反复引用，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几个字正如一道魔咒，数十年来造就了莫言的荣耀，但也成了他最想摆脱的桎梏。

　　大家都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人的发明，亦是他们的成就，从欧洲到亚洲一直风靡，追随者不少，但却很少除了拉美之外的作家能够操练成功，甚至还被划分进这个“主义”内成为其中一员再取得世界性成就就更奇怪了。后代以及地理之外的作家融合得再好，也只能是学习和模仿，在如此隆重和重要的场合里被着重贴附上这个专有名词，作为以个性和独立为标签的小说家，难说不会有几分尴尬。

　　但这只是我们揣测得来的当事人想法，从浩瀚的文学历史来说，这种尴尬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它像美丽的面孔留下了一道不那么清晰的伤疤一样显得有点遗憾。

　　最妄为最彪悍的作品

　　1985年不是莫言创作的起始时间，但却是他个人关于文学理想的发轫阶段。中篇小说《金发婴儿》在这一年发表，随之也为莫言迎来名声大噪以及创作上最胆大妄为、最肆意风发的时期。

　　今天再来看“老太婆的笑声如残荷败柳，儿媳妇的笑声如同鲜花嫩草”这样的句子，也会因为诡异而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那种敏锐和阴郁的魔幻色彩，虽然不难看出莫言当时深受影响的“导师”风格，但是他将这种魔幻嫁接到了中国土地上，当一个含笑的中国老人白发飘飘又瘆人地发出微笑时，你或许已经忘却了这是中国作家的创作。形式上的张扬和内容上的质朴荒诞，还有那些阴暗发霉的人物困境，这是莫言早期中短篇小说的优质之处。

　　同期的还有《冰雪美人》、《祖母的门牙》、《苍蝇·门牙》、《断手》、《弃婴》、《革命浪漫主义》等短篇小说，不管是发生在战场上、军营中，还是田地里、乡村路上、病房里，莫言都极致地发挥了大胆的想象力和他在当时几乎称得上是自创的审美，绚烂的语言与爆炸的故事内核形成有效的小说审美需要，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日重读仍可看成当代汉语小说的最有质感的一批。

　　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迎来几乎可以称之为迄今最辉煌的一幅图景。马原、洪峰，以及紧接着的余华、苏童、格非、吕新、孙甘露等也相继拿出了自己配得上那个时代的作品。在马原圈套叙事、洪峰的深情奇貌般描写、余华残酷写真、苏童哀婉精致和格非、孙甘露虚无诗意叙事，以及吕新一心打造的绮丽幽深的虚幻世界中，莫言有着自己最为彪悍和强势的一系列作品，它们的存在不但丰满了那个时代先锋文学的实质性，也令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有了一个扎实敦厚的“高密”地理坐标。莫言的极度人性深处的探究不同于余华的残酷和苏童的阴郁，他仿佛是一个健壮的农民，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勤劳地耕耘，用绮丽、死亡、酷刑、神性、魔幻、哀怨共同播种，随之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巨大庄稼—颗粒丰满，早就超越了它同类所应该有的体积，数量繁茂，成为了目力所及范围内最浓密的。

　　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被看作是莫言创作的巅峰之作，作品从立意到强势叙事的过程，甚至从书名本身，都带着强烈的争议性，这本书也经历了一个颇为波折的过程，比如当年获得争议，市场销售也一路看涨，却在同年停印，随即被禁长达五年，等等。

　　《丰乳肥臀》无论是语言还是态度和技巧，都超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股先锋文学热。一位神一般的母亲，带着众多不想来但一个个翩然而至的孩子，在中国浩瀚而多舛的历史卷轴中顽强生存，他们绮丽而诡秘的生命本身，与他们生活的土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莫言除了用故事和强势叙事手段表达对母亲的礼赞，也令自己的魔幻现实风格更显自我个性，这是中国当代小说中难得的将土地历史命运与个人生命相连接的一部。如果要在当代汉语小说中寻找一部综合质量的绝佳之作，《丰乳肥臀》应该是唯一之选。

　　令人难以想象的强悍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充分肯定了莫言的乡土文学，但其实在莫言过往的访谈中他多次提到，自己除了“乡土”还有“城市”题材。只不过就一个人的创作来说，题材可以多变，但留给世人的印象很难像你自己以为的那么庞杂。1999年莫言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树林》正是一部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别墅、广场、豪车、夜生活，发生在这些场景里的男欢女爱不能说是莫言不擅长的，但难免让人觉得这是一幅陌生视角下的产物。莫言在这部小说里，除了让故事的发生场地发生质的变化，也令自己的语言和态度发生了极具颠覆性的骤变。比如一上来他就大篇幅地描写一段中年男女的性爱场景，煽动性和吸引性极强，但却容易让人掉进看后的干瘪和空洞之中，失去了思想的支撑和阅读的韵味，也令人怀疑作者的想象力是否已经穷尽。

　　进入新千年，莫言发表的两篇短篇小说《司令的女人》、《冰雪美人》依然能看到他早年的语言锋芒，精致的想象力实验，也融会贯通于巧妙的故事之中。

　　经过《红树林》算不上成功的城市题材实践，到了《檀香刑》(2001)、《四十一炮》(2003)，莫言成了说书人。从批评者角度，既有人为之鼓掌，称其为延续了中国古老的章回体小说传统，也有人失望，表示这是语言上的一种倒退。从个人创作来说，这批长篇小说令莫言既失去了原有的阵地，在所谓新的领域也未尝就领先了。

　　拿《檀香刑》来说，这是一部作者自称写得很来劲的小说，阅读快感也存在，但合卷后也许会觉得这个故事从手法到具体语言，比读更合适的形式是听。

　　与其说《檀香刑》、《四十一炮》是莫言的一种语言肆意，不如说是种浪费，一种基于词汇和想象力的浪费，他过于聚精会神于一些大而无当的精致场面，纵然它们是历史遗落的角落，也不能承载全部的文学野心，比如刽子手赵甲那些繁琐而精致的行刑场面，看着也过瘾生动，但对于阅读文学作品来说，这点感受毕竟是不够的。

　　国人臆想中获得国外评奖机构和媒体垂青的《蛙》(2009)，依然延续莫言擅长的乡村残酷故事，叙事技巧也越发纯熟。这是优质的小说，但也绝非绝世之作，甚至仅与诺贝尔文学奖近十年的获奖作品相比，也在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逊色不少。青年执拗、晚年赎罪的接生员和计生员“姑姑”，人物形象上无论如何也无法跟库切在《耻》中塑造的“卢里教授”或者奈保尔《米格尔大街》上的奇人相比，前者只提供了社会变迁中的小人物心路历程，而后者身上却拥有对生命和人性引起共鸣式的张力。

　　当莫言失去了语言上的凛冽和内容上的实验，就变成了一个低级形式的掌握者，尽管这个把式他耍得很拿手，刀枪棍棒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你还是很难说这就是小说的一种高级展现了。

　　编织故事是小说创作的骨架，就是说你的一切意念、想象和结构都要建立在故事的叙事基础之上，但编织故事这个事本身的迷人性又往往会令小说家失去重心。比如莫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结集出版的《莫言文集》中，就将他的几部中短篇小说集合列入“长篇小说”的门下，这种不知道是文集编辑还是作者的行为，就已经可以反映对故事本身的倚重，颠倒了小说艺术的本真原始模样，也蔑视了故事之外的东西。小说家变成执迷于故事的人，只能将自己降低成小说初始时的说书匠人，是自身的一种倒退。

　　在获诺奖之后接受世界媒体采访时，莫言几个强悍的回答，已经令不少此前为他抱不平的人眉飞色舞了，此中除了态度更有强大的表达能力，这也是莫言作品和人格一向所表达出来的。在一次文学讲座上，莫言与大学教授和文学评论家等人坐在一起，从听众的角度来看，可以感受到莫言个人的气场强大，那是一种并非咄咄逼人，但却可以令他人自认下风的气场。

　　就此，无论是人格上的，还是作品甚至大家广为乐道的德行上的，莫言都强悍得令你难以想象，《金发婴儿》、《红蝗》、《丰乳肥臀》等作品表现出来的汉语创造力和语言以及态度上的满胀野心，足以令莫言成为当今汉语写作者中的“容量”最庞大的那一个。

　　莫言的作品庞大，不仅仅是指数量，也并非他写起来就飞起来的后期长篇小说所展示那种的“字数不限”的浩大，而是他通过文字和小说技术一点点营造和搭建起来的文学森林，那个可以供世人反复领略和吸取精神养分的森林，才是庞大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