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案列十年查贪之首 中共警四大危险

　　北京时间11月4日，历时两天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闭幕。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后，新华社发文进行总结，将薄熙来案列为胡温过去10年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之首，称腐败不除会“亡党亡国”，并再次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在观察人士看来，中共所面临的“四大危险”，苏共也曾经有过。苏共纯洁性的不断丧失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更为固化，从而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最佳机遇和条件。多维新闻此前在《习近平未来走向面面观：要执政党不要革命党》一文中已提出，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共更应以苏联解体为鉴镜，破解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共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闭幕之际提出，“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不能任由蠹虫繁衍蛀蚀，否则就会趋于枯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不能任由腐败滋生蔓延，否则终会走向衰亡”，并称“回首十年，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反腐倡廉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持之以恒”。并再次告诫中共党员“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中国社会，公众议论最多、最反感的就是贪污腐败，而事实上，中共也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就以胡锦涛执政的10年来说，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胡锦涛一直强调：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但为什么腐败问题还是屡禁不止，甚至越惩越烈。

　　或许能从苏共身上找到一些剪影。当年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这让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想想薄熙来不就是在重庆说一不二、不由分说吗?包括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都只是他的一个执行者，重庆已经变成了薄熙来的“一言堂”，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

　　“精神懈怠”是常见病

　　胡锦涛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四大危险”的第一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虽然它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常见病，往往不容易引起重视。但正因为如此，才容易引发严重后果。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发生在一个岗位、一个环节的一时疏漏上。

　　近年来，中共不断加大“官员问责”力度，不仅追究直接责任者，还要求主要领导者包括高级干部，要为自己负责范围内的重大事故引咎辞职，其意义也在于此。

　　当年的苏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的马列主义。一方面，没有搞清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到最后根本听不到人民声音。这就造成了苏共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了苏共的执政根基。虽然，今天的中共和当年苏共所处历史环境不同，但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机制

　　“四大危险”的第二顺位是“能力不足”。在苏共历史上，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就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鱼龙混杂的人被吸收进去，这也造成了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的干部就是如此产生的。所以，可以看到，苏共的后期，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整个苏共队伍“能力不足”问题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最终苏共的无人也无能导致了苏联的山河日下。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复杂的内外环境和严峻的形势下，这就要求中共必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试想，如果党员、干部的行为不科学，就会越有“精神”越可怕;如果党员、干部没有知识，也会越有权力越可怕。在观察人士看来，要解决能力不足问题，除了要通过学习总结提高执政能力外，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完善民主选拔干部机制，不断优化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结构。“让能者贤者上，让庸者不肖者下”，是消除“能力不足”危险的重要措施。中共已有8,000多万党员，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实践，只要将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使用起来，就能够有效地防范“能力不足”的危险。

　　“党群梳理”是最大执政危险

　　在“四大危险”中，“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破坏的是党的立身之本和最大政治优势。在苏联时期，由于苏共长期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主要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才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党群干群日益疏离，这个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可见人心涣散。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群众基础，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新中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都是住在农民家里。但今天，虽有不少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公务员，但也不了解农民。还有的官员干部虽然也来自群众，但随着职务升迁，部分在感情上就与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对群众的诉求采取非理性手段，造成矛盾激化。

　　更有个别党员干部，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一复一日党群关系的梳理就这么产生了。因此，胡锦涛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这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两手抓

　　有分析人士提出，防范“四大危险”，要做到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一起抓。以消除“精神懈怠的危险”来说，既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教育，也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人浮于事、责任不清的现象，还要进一步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强化群众监督，消除产生精神懈怠的制度条件;再以“能力不足的危险”来说，既要抓好培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也要健全民主决策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来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而对于“脱离群众的危险”，既要对党员干部加强群众观教育，也要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促使干部更多地向下看，倾听群众唿声，关心群众疾苦。

　　而对于贪腐问题，胡锦涛早就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是对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明确要求。其落脚点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表明了中共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把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尽管在发达国家，这已是比较成熟的廉政制度。但借鉴其经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情。相对于他们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法制社会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对我们影响较深，而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行政权力还过多地介入市场，也决定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和实施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所以包括相应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要配套跟进，才能真正做到使制度有效管用。

　　不可小觑“纯洁性”对党的影响

　　梳理中共高层的表态，“纯洁性”已经成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去年中共建党90周年，胡锦涛居安思危地提出，执政党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并由此要求全党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则进一步阐释“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纯洁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往往一旦小觑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梳理苏共历史发现，苏共在74年的执政过程中，自斯大林时期起，期间也有过3次挽救性改革。第一次是列宁晚年的努力。列宁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反思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和执政危险，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权建设不能盲目、机械地重复巴黎公社经验，主张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并设计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三权分开”的权力结构草图。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剑走偏锋，形成和固化了一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畸形权力结构;而后在赫鲁晓夫执政11年间，对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所认知和反思。他从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等入手，但由于其始终没有找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始终没有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只是在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中进行技术改良、局部修补，所以最终没有从宿命中走出;在苏共的最后时期，戈尔巴乔夫也曾做过努力。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难以形成共识，并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于是，他又进行揭老底、晒旧帐、改宪法、行多党、破垄断的民主利己主义改革。虽然打破了苏共特别是党内传统派对权力长期垄断的局面，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老路上，最终改革破产，亡党亡国。以此为鉴，中共怎可在“纯洁性”的问题上有所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