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毛泽东推举林彪做主席自己为副

　　十七大

　　“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

　　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党的十七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胡锦涛逐一介绍了当选的其他8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同志是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贺国强、周永康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家也都比较了解。”

 

　　胡锦涛表示：“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我们深知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将紧紧地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地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决不辜负全党同志的重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

　　十六大

　　“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

　　在十六大上，除胡锦涛之外，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槠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全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实现了党中央领导层整体性新老交替。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9月20日，江泽民在经过调整充实的中央军委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作出这个决定，我是经过长期酝酿、慎重考虑的。这样做，有利于党和军队事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校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说句心里话，看到党、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结尾所说的这段话，是整个报告的化龙点睛之笔。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一主题是在邓小平逝世前就已确定的。

　　十三大

　　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政治报告实际起草工作从1987年3月下旬开始，5月、6月、7月分别写出三次草稿。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第三稿讨论了3个半天。

　　第三稿经过进一步修改形成第四稿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发到党内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专门约请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人物约100人，集中讨论了一个多星期。在党内讨论的同时，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数百人进行讨论。集中起来的修改意见数以千计，各方面送来的集体修改稿有数百本。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经过认真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五稿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是第六稿。

　　经中央全会认真讨论，又修改了150多处，形成了全会一致通过并向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

　　经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又做了数十处修改，公开发表的是第八稿。

　　对这篇政治报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后曾有针对性地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十三大

　　直播时刻：“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这次党代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支支三角架架起摄像机、照相机，数不过来的话筒和录音机，一齐对准主席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将用现场直播方式，与世界共同见证大会的辉煌。

　　上午9时，主持大会的邓小平庄严宣告党的十三大开幕。正是因为这个开幕式是现场直播，所以记录下了会议期间一些生动的小插曲。当时，在台上凝神听报告的邓小平，习惯地抽出了一支“熊猫”牌香烟点上。很快，台下传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纸条递给邓小平，代表们的视线定格在邓小平手上。只见邓小平用微笑着掐灭香烟的细微动作，对字条上要求他遵守大会不准吸烟的规定作了回答。

　　十二大

　　为什么取消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总书记一职原来只有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有。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适应党和国家的繁重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曾建议设总书记，但这个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职务。

　　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并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于是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同时，邓小平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不过“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打成党内“走资派”而受到批判。随后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没有设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才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邓小平、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出现了主席和总书记并存的现象。但这时的总书记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从 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大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乔木曾就此答复过新华社记者：“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是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是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

　　十一大

　　有重要影响，但没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

　　1977 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遗憾的是，这次代表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人物。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大是这样评价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尽管如此，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十大

　　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毛泽东坐着目送代表退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给已经78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尽管头脑仍然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撑，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快入冬时，他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有影响心脏。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冒着严寒出席追悼会，其后，其病情急遽变化。一个月后，毛泽东突发休克，经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毛泽东重病的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1972年的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

　　1973年8月24日晚，党的十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不太好的身体状况下参加大会的。

　　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恩来、王洪文讲完话，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到此为止，散会!”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过这样的回忆：“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王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唿，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做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唿。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事实上，毛泽东再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泽东身体的真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此时，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于是，毛泽东显出笑容，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待到会议落下帷幕。

　　九大

　　除毛泽东外唯一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农民

　　党的九大选举中，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党的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王白旦因此就成了党的九大的代表。

　　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一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

　　要当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

　　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当时号称老夫子，他略加思考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早”名列其中。

　　九大

　　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

　　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当林彪搞个人崇拜活动发展到极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 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他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他还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有时是欢迎的，有时也表示“讨嫌”。

　　九大

　　毛泽东突然提名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

　　九大开幕那天，毛泽东身着一身整齐的中山服装，精神很好，仍旧乘坐那辆苏制的大吉斯保险车，出中南海西门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4月的北京，不冷不热，树木花草已长出新绿，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节之一。毛泽东下车后直接进入118厅准备开会。118厅位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舞台的一侧，它的进出口在西南小院，车辆往来较为方便。这里的厅室宽敞朴素且适用，附近还有几间小屋，作附属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多次在这里小住，会见客人，甚至一些小型会议也在这里举行。

　　毛泽东从118厅出来，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员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也分别入座，自然还是林彪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在毛泽东右边。全体代表起立，掌声大震。

　　在掌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大会要通过主席团名单，然后推举大会主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马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这时，毛泽东才同意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包括现场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笔者，至今仍没有弄明白。也许，毛泽东确实不乐意做主席团主席这种事务性工作，也许他就是无意那么一说。总之，这是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谜。

　　八大

　　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当总书记

　　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不设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

　　1956年党的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始分开。书记处逐渐变为现在为人所了解的机构。八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书记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委员消息更灵通。因此，书记处的权力一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它对一般日常事务具有较大决定权，同时也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很多重要事务上提供咨询、报告，其权力或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和巨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开始不愿当总书记。当时，酝酿党的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邓小平之所说“不顺”，一是和刘少奇不顺。刘是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另一个是和周恩来不顺。邓小平之所以说“不行”，是因为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岁，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毛泽东则做了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们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了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很多事情办错了，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最终，党的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52岁，和毛泽东在开七大时的年龄一样。对此，邓小平曾回忆：“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7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八大

　　党章没提毛泽东思想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八大，包括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内的文件中，都没有再出现“毛泽东思想”想法。

　　对于这个问题，境外出版的某些书中有一种说法，说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央压制毛泽东，“要他交出权力”。事实上，并不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擅作主张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恰恰相反，是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议而决定的。

　　毛泽东曾说：“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的草稿时，亲笔加写一段话：“写文章做演讲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等字样。”

　　此外，据胡乔木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他回忆说，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中共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是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1956年八大也不再提毛泽东思想。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七大

　　毛泽东替王明拉选票

　　七大代表郑天翔回忆：“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制定，没有任何限制。”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

　　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毛泽东做说服工作。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到王明的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结果，博古、王明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名。

　　六大

　　多方劝说，陈独秀仍断然拒绝出席

　　按照惯例，上届党中央总书记必须参加下一届党代会，而且应当向大会报告上届中央的工作。然而，陈独秀却没有出息六大。

　　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多次出面同陈独秀恳谈，并动员陈独秀的古旧和身边工作人员张国焘、王若飞、郑超麟、黄文荣等做他的工作，劝他赴莫斯科出席六大，但是他断然拒绝。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呢?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满，还对共产国际和中国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十分不满——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就把陈独秀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

　　五大

　　“如此掌声我在中国未曾听过的”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另外，中共当时对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依赖和信任也很严重。多年后，四大代表郑超麟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党的五大欢迎汪精卫来会演说的“盛况”：

　　“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唿声音是我在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唿，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四大

　　瞿秋白西装很笔挺

　　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一篇回忆中，讲述了四大回忆过程中的一些趣味事：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偷偷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的确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也有些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维汉)、尹(宽)是长人，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三大

　　围绕国共合作发生的夫妻争吵

　　党的三大共持续了九天，从始至终充满了争论。另外，在发言中，多数代表从维护当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没有有意的帮派和小团伙行为。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夫妻，又同为会议代表。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中，张国焘理会之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发言人。蔡和森的观点，就遭到了矮人向警予的强烈反对。

　　二大

　　李达夫人抱着孩子望风

　　1922 年党的二大时，王会悟继续扮演了她在一大时的角色。当时由于陈炯明叛变革命，广州政治形势相当复杂，党的二大选择在上海召开，会址选在法租界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李公馆”所在地——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在沪的寓所。 7月16日，二大秘密开幕，12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着中国的时局和对策，隔壁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印刷间，满屋的柴禾堆里藏着一本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此时的王会悟则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一大

　　代表们曾争论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

　　党的一大时，有一个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档案资料作出了如下记载：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这个《纲领》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条注释：“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