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太子党帮忙，想在中国做大生意？

　　毛泽东曾说中国政府想要解决贪污问题，可能需要先处死数万人的贪污者。刚卸任的胡锦涛和新上任的总书记习近平也都表示中国正面对巨大的贪腐问题。然而面对这牵涉层面广又深的贪腐问题时，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行动皆显不足。原因除了缺乏独立于党的反腐机制，也可能在于领导人与其家族在中国这个贪腐制度中获利甚多。

　　《基督科学箴言报》11月23日的报导指出，变反腐言语为行动在中国会是个难题，尤其在这个国家送礼是传统文化、一个政党垄断权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充满贿赂问题。在过去5年当中，有将近67万名党员因为贪腐受到惩罚；专家表示这个官方数字也只是冰山一角。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专家吕小波表示：“对任何政体而言，控制贪腐行为都是很大的挑战。了解到问题和将其视为优先处理事项不代表他们就会成功地打击贪腐。”

　　中国的民众也有理由怀疑主政者打击贪腐的决心。中国的领导者几十年来已经对贪腐问题作出许多批评，但是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但有些贪腐问题的专家认为这次或许有理由可以抱有希望。

陈元的女儿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在摩根史坦利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毛昭晖教授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以前这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但是这现在正在改变。习近平的方法看起来更清楚也更有系统。”

　　虽然现在作判断还太早，但是毛昭晖认为习近平会跟随胡锦涛在十八大的唿吁，保障人民运用监看权力的权利。毛昭晖也表示：“我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有策略地选择重视反贪言论；但下一步他会遭遇更大的困难──将言词转成行动。”

　　另一个或许可以期待的转变是，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王歧山素来有“救火队长”的称号，有充分面对和解决大问题的经验。他由原本的经济岗位转向反腐，也唿应了毛昭晖所说的政府重心的转向。

　　中国反腐机构如同虚设

　　中国从来不缺反腐机构：中国共产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分支机构向下发展到地方阶层，中国政府也有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反贪污局等。但是关注全球反腐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中国分部(廉政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任建明认为它们全是纸老虎。这些机构的官僚必须要有共产党领导层的允许才可以进入调查。

　　可藉以看出这个制度有多不可靠的指标，是因贪污被双规的“錶哥”杨达才，他是陕西省安监局局长、同时也是陕西省的纪律委员，任务是根除贪腐。

　　任建明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独立、有足够权威的反腐机关，这才会是一个真正的老虎。”他并指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在这两地都有类似的反腐机构。在“透明国际”的“贪腐印象指数”的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四、香港第十二，而中国则是第七十五。

　　政府应有更积极反腐行动

　　然而，很少观察家对中国政府设立一个独立调查机关抱有期待，因为这将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吕小波表示：“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必须靠自己反腐。这是这个政体的限制，他们不会愿意让非政府组织来扮演反贪腐的角色。”而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同样也使得建立一个独立司法机关变得不可能。“没有更大、更广泛的制度性的改革，贪腐问题将会与以前一样糟糕，”吕担忧地表示。

　　或许这些更广泛的改革现在看起来还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一些分析家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蒋德海认为：“没有民主机制作为保障，反腐行动皆无法被强制执行。”但是政府还是必须朝更积极的反腐行动走去，因为过去传统的反腐行动都使得贪腐变得更为严重。“不进行改革的后果也会比进行改革更严重，”蒋说。

　　“关系”对私有企业更重要

　　然而，由中国高层主导的反贪腐是否真的有成功的可能？在中国内部官商纠结的情况下，情况似乎不甚乐观。《金融时报》的桑晓霓(Henny Sender)即指出，中国的贪腐使得中国高层与太子党们尽皆得利，这对中国反腐会是一大阻碍。

　　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平安集团在与国有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竞争中，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正确的描绘。但是，由《纽约时报》报导的温家宝或其家人对平安崛起的帮助，显示在中国倚赖党和政府好处的，绝对不只是国有企业。

　　在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也与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一样需要靠“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国有银行的便宜贷款、对资源的垄断权力、政府对国内或国外的企业合并的支持、以及得以在上市证券表上名列前茅的能力。政治关系和政治保护对不论是私有或国有企业而言都是极为重要。桑晓霓认为，或许更正确地说，关系对私有企业而言更重要。

　　对关系的需求是腐败核心

　　这种对“关系”的需求是中国体制内腐败的最核心。现在这种腐败的广泛程度已经压制了实质的竞争、让经济成长减缓也更不平均、更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财产权无法受到确切的保障所造成的资本外逃现在已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对企业而言，一种普遍形式的保护是太子党的私人股权基金的投资。这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2005年由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立的新天域资本公司。虽然温云松现在已不再亲自操手投资，但他仍然与此公司有连结(新天域的投资者包括许多外国银行)。

　　太子党的资金和支持对企业而言是重要的，尤其是当法律和规则皆非常模煳的时候。举例来说，有一位私人金融公司的支持者表示，公司愈做愈大的同时，成功的关键是巩固其政治上的关系。这位人士表示，否则过度的成功可以让这间公司成为眼中钉、可以轻易地被指控违反了某些法律。

　　外国观察家倾向相信这个问题纯粹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掉进了中国染缸。最明显的就是他们也雇用太子党。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为雷曼兄弟工作、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加入本地的私人股权基金公司“博裕”之前，是在高盛集团工作。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女儿则是在德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的女儿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在摩根史坦利工作，而陈元自己也是太子党，他的父亲陈云是中共元老之一。

　　桑晓霓指出，投资银行如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僱佣状况已变得比20年前更具政治性。相较于现在，第一代为这些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很少是含着金银汤匙出生的。除了雇用太子党，外国公司也派遣他们去谈判。当一个外国银行要求东南亚的碳酸钾交易的部分股权时，被要求的香港私人股权公司马上就同意了，这间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你不会对一个太子党说不。”

　　或许我们可以说，因为关系而受聘的这些人本身并不是没有能力，但是太子党的家庭关系绝对是一个因素。许多太子党受过最好的教育，也因此能为他们的受聘作辩解，而且有时候并不能轻易地看出关系的影响，如有些观察家表示温家宝否决了其他监管人员的决定、私自批准了德州太平洋集团(TPG)将深圳发展银行卖给平安集团，但TPG却否认有这件事。

　　另外一个受到关系问题影响的是中国的人才流失问题。除了因智慧财产权不受保障，使得许多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选择移住国外之外，今天许多中国的研究者和学术人员也离开中国、选择在美国各地任教。他们表示在中国，从升迁到研究补助皆根据对党的忠诚度来分发，这样的手法表示通常只有“对的人”可以拿到好处。这些已经在国外的研究者悲观地认为，这样的制度至少还要经过50年才会开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