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瑞典的可怜，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可怜

　　得了诺奖，本是让人喜悦之事，但看着他身着中山装在诺奖文学讲座上的照片，读了他的获奖感言和答记者问，莫言，就像他的这个笔名一样，却让人感到某种可怜。

　　一个作家是要言说的，但在中国却需要时常“莫言”，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一些作家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思想究竟如何。

　　法国记者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曾经记录过与莫言这位参加、见证过八九运动的作家的一次谈话，莫言曾对他说：从八九后就再不相信这个党。但这话，大概他是肯定不会承认，也一定是要将其纳入其“莫言”的范畴而不会公开说出的。

　　因此，他在演讲和回答记者问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如是违心而论，不能讲真心话，会让人觉得可怜；如果是真心话，那会更让人可怜。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体制的一些权力逻辑内化为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自觉和批判了。

　　比如，所谓“审查制度哪个国家都有”之论，看上去是言之凿凿，其实是完全是不了解或者歪曲事实。

　　对某些比如宣传种族主义的言论通过法律进行某种限制，那不是审查制度，这种限制和作品出版前要受到审查、连公民批评权力的腐败等最基本的表达权利都受到禁止等现象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

　　用前种来等同后者，论证后者，要么是头脑不清，黑白不分；要么是故意混淆是非，指鹿为马。难道说哪个国家都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就能论证给妇女裹小脚的正当？像某些愤青和“爱国”华侨用民主国家也存在腐败来反证中国普遍性、疯狂恶质的腐败也属正常，莫言的见识也如此？

　　民主国家对言论的限制都有严格的规定，尽可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且是以捍卫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和尊严为基本原则。即使如此，还时常成为人权捍卫者监督批评的对象，这与那些专制国家对人们的正常表达的限制的滥用和制度化有本质的不同。

　　莫言真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别？如此，他“希望刘晓波尽快得到释放”的理由又何在？按莫言的逻辑，官方判刘晓波监禁不也是对的吗？——哪个国家政权又不判人刑罚呢？

　　普世价值与普遍人性

　　莫言使用的逻辑就是中共常用的论说逻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需要制定自己的政策、制度。

　　一定意义上这也没错，但将该逻辑过度推演，结论就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不能有民主，不能给老百姓知情权。这又岂不是荒谬、狡辩和无耻？

　　全世界的专制者都是如此论证不能实行民主，不能让权力受到监督的；但全世界的专制者到头来也常常没有好下场，这其实说明从莫言常强调的人性角度看，还是有普遍性的一面的：人往往是要追求正义、自由和尊严的，没有人愿意其权益和尊严无端受到屈辱和践踏。

　　此外，世界上也还是有些普遍的准则的，否则，莫言干嘛要去领这个世人承认的诺奖，假如中国人与瑞典人有本质的不同的话，国内自己设的奖领得已经足够了。

　　看到有网友称：西方就希望莫言讲中国的坏话，莫言就是不讲，是好样的。其实，如果真是发自内心那还另当别论，问题是莫言自己内心如何想，这才是问题，事实上他的文学中已经讲了不少自己国家的坏话，但那只是涉及过去毛时代，对当下中国的坏话他不讲，是不愿讲或者是不敢讲，我们无从判断。

　　莫言的文学与政治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从其早年经历来分析莫言现象，其作品和表现其实并不难理解。

　　莫言有其农民式的真诚和朴实，但也有成长在那个时代的乡下底层孩子可能具有的某些特征：对出人头地的渴望、脱离贫穷住上大房子、“当作家能吃上馒头，吃饱饭，与城里人一样”等梦想，都可能会影响其精神的高度。

　　对权力有憎恨和反抗——这是他文学中批判的来源，但也有崇拜、倾羡和畏惧——这可解释他与权力的那种暧昧甚至个别时候的献媚，如写赞美重庆模式的打油诗等。

　　就象一个受过极端饥饿的人，对任何得到的食物都有某种病态的痴恋，生怕稍不留心便再沦落饥饿；害怕、恐惧失去得到的一切。就如某些曲啸式的右派爱党爱国的心理一样，即使今天官僚们的腐败比1957年还严重，但绝对不能说坏话，只说好话，免得再重蹈覆辙。

　　莫言说不会被迫表态，这是对的，人不应该被迫表态，但这不能成为没有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的借口和推辞。人们也完全有理由问一句：那莫言给重庆模式唱赞歌的打油诗是发自真心的还是被迫的表态之作？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宽谅莫言的言行，但这会有个限度；他自己也该在良心上给自己立个红线，超过这个限线，就是助纣为虐，丧失良知。

　　莫言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文学成就值得肯定，但从文字，到思想，风格，文化底蕴上都很难说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也少有伟大的作家，多半也只是一流甚至是二流作家。莫言留给中国的，将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中读出的价值，或许史学上的大过其文学上的，研究者能从中读出的这个时代作家的某种无奈，乡村的变革和人事沧桑，但他的作品缺乏那种穿越时空切透人性充满人道精神和深邃思想的伟大的作品的特征。

　　在经历如此的文化摧残，在文化的废墟上，因被迫“莫言”，需要巧言、曲言才能表达造就某些病梅式的作品或应命之作等，都窒碍了伟大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但一些作家圆滑、事故，热衷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欠缺超越意识和文化底蕴，缺乏伟大的人格个性，这难道不是另外一个需要中国作家检省的原因吗？近代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如此的苦难，也受到共产制度的荼毒，但对比一下前苏联，我们有过一本“日瓦戈医生”吗？

　　莫言的可怜，其实是中国人的可怜，中国人被迫的“莫言”以及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莫言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