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山当了常委，中国还有说话自由吗？

　　互联网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信息传递只在弹指间，更有别于传统媒体，轻易跨越地域和时间限制。对紧紧抓住政权不放的中共而言，互联网既是大敌也是朋友，他们一方面害怕人民通过互联网知道太多、跟西方互动太多，因此制定严厉审查和筑起绵延的防火长城；另一方面，他们也亟需互联网的力量，尤其在反腐上头。中共与互联网的矛盾纠葛恐怕还得上演好一阵子，人民距离真正的言论自由还有好长一段路。

　　中共控制媒体花样百出，藉此导引舆论方向。路透社资深记者，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阳歌（Doug Young）接受博客“上海人”（Shanghaiist）专访时指出，即使在西方世界，媒体也各有立场，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媒体传递许多声音，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着重老人，有的照顾年轻人，而中国在官媒主宰的情况下，已使社会只能容纳一种意见。

　　官方订下的审查制度固然有其伤害性，但更严重的是它所带来的“自我审查”，或称“寒蝉效应”。阳歌认为，针对敏感议题如钓鱼岛争议、西藏或达赖喇嘛，中国媒体几乎只敢引用新华社稿件，因为新华社代表政府，这么做绝对政治正确，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以中国之大、新闻记者之多，中国人却只能千篇一律看到相同的角度和分析，互联网上也一样，无疑是一道无形枷锁。

　　如果是较不敏感话题，地方媒体有高一点的自主空间，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仍是很好的参考对象，从它们身上可嗅出“政府想要人民知道什么”的线索。阳歌举例，近来新华社报导许多腐败新闻，因此各区域的记者和编辑得到的结论是，反腐是目前政府的趋势，勇敢揭露地方贪污案件将是合乎标准的行动指南。换句话说，新华社向地方媒体透露党的想法，地方媒体再传递给人民，人民遂能遵循党的指令，形成一股循环。

　　打击腐败是中国十八大后的新兴运动，习近平数次高调讲话，明确显示反腐将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且这次很有可能是玩真的。猖獗的腐败让官员变得堕落沉沦，深深破坏人们对党的信任，构成执政危机，如果当局不再采取变革，“亡党亡国”指日可待。此时为党服务的媒体就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既是化妆师也是传声筒，一来重建政府形象，二来向人民展现领导者坚强的反腐意志。

　　刘云山入常是否打压言论自由？

　　虽然媒体上出现大量贪污案件，许多贪官污吏也遭受调查和处分，但阳歌提醒阅听众，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报导均围绕着低阶的地方官员，而这正是中国媒体典型的工作方针。中央的红线再清楚不过，他们不被允许披露任何涉及高级官员的腐败，例如薄熙来丑闻爆发之初，中国的全国性媒体有两至三个星期保持沉默，纵然国际媒体已开始报导。事实上，贪污不分阶级大小，高阶或低阶官员都有可能牟取不义之财，然而中共的想法是，高级官员被控贪污将对政府大大不利，放任媒体追踪报导地区性官员的腐败则可以发出警告，向其他人说：“如果今天你也贪了，这就是你的下场。”

　　薄熙来事件发生至今，其相关罪行已广泛被公众知晓，审判进行前，媒体不见得会轻易放过他。阳歌指出，估计媒体将揭发他更多倒行逆施的行为，以及主政底下重庆的种种黑暗面，藉此浇熄支持薄的声浪。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算计，既然薄已不可能东山再起，将所有问题推给他是最轻松之事，不过正因为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政治家，党必须确保舆论“反薄”，让人民知道他有多么罪大恶极。中央处理像薄这样的高层领导并不容易，因此一定要做好事前准备工作，便需要媒体的帮助。

　　许多人认为，前中宣部长刘云山进入常委会令人失望，因为保守派的刘背负打压媒体和互联网的不良纪录，而当他取得更高权位后，言论自由恐难被放宽。针对这点，阳歌采取中立立场，认为有些专家可能过度解读，毕竟中宣部长这个职位，工作内容在于宣传党和维护党，向来就是由保守主义者主持，或者说吸引中共真正冷血的铁桿信徒，因此刘十分合适。他被提拔至常委固然不是一件好消息，但我们也不能乐观地以为，7名常委人人都是自由主义者。

　　常委会是中共政治最重要的一环，自然包含派系元素，保守派想拿多一点席次，自由派也想拿多一点席次，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政治交易和协商，而今天刘之所以出线，并非中宣部长的身分为他加分，而是他代表了保守派，就算刘不是常委，也必是由另一位保守派人物取代。因此，很难说中国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变得更糟，还需要一点时间观察。阳歌做出以上分析。

　　社交媒体让人民有能力反腐

　　中国社交媒体之兴起同样让观察者感到好奇。阳歌指出，像新浪微博这类的“新媒体”与传统国营媒体差别在于，很多公司在美国上市，即使没有上市，他们的资金来源是私有的，跟党没有那么多连结﹔再者，国营媒体的高层通常在党内具有一定地位，但社交媒体的老闆普遍是企业家或只是互联网爱好者，没必要对党展示忠诚。

　　所以中共不全然能对社交媒体发挥跟国营媒体同样程度的内部控制，但他们仍可以动用外部权力，例如要胁关闭或以监管法律限制。全球搜寻引擎巨擘谷歌（Google）离开中国与严格的审查制度脱不了关系，导致网络企业若想在中国佔有一席之地，必须屈膝于自我审查，就像自己为自己绑上脚镣。很多敏感字词或文章并非由政府安全部门删除，而是公司这么做。

　　好消息在于，社交媒体之信息经用户生成，所以公民不用再一味接收和相信国营媒体的内容。阳歌说，一个热门消息可能在新浪微博上成形，公司会先采观望态度，如果他们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才会禁止讨论，否则就会让消息继续流通，錶叔、房叔和秒叔等均是清楚的例子。官方允许人们披露低层级的腐败事件，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反腐，毕竟政府没有太多资源和时间剷除所有贪官污吏，但社交媒体上的人民不同，他们有很大兴致戳破贪官的非法行为。另外，互联网让中国平民稍稍感到“有权力”，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政治兴趣缺缺，只因他们觉得无能为力，但社交媒体使情况改变，至少通过集体举发和蒐证，制裁为数不少的腐败官员。

　　网络审查扼杀中国软实力

　　然而，长期来看，审查对中国极其不利。卡斯特（C. Custer）在博客“亚洲科技”（Tech in Asia）发表文章称，中国官方认为西方知名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威胁国内局势稳定，传播“有害信息”，因此全面禁止，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骚乱，就被视为通过上述两个社交媒体进行组织。不过这种稳定只是表面的“假稳定”，审查不可能消除异议，只是暂时变得沉默，而且会造成反效果。防火长城（GFW）虽然让异议人士无法轻易表达意见，但它同样影响正常的互联网使用者，如此民怨积累，只会形成更多对政府的不满与批评。

　　审查制度还扼杀了中国的软实力。2012年最火红的Youtube影片莫过于南韩艺人Psy的《江南style》，这是一种成功的“文化出口”，但在中国伟大防火墙的阻挡下，中国网民不只难以“走出去”，更无法像Psy一样影响全球，这并不是说中国网民没有能力创造出像《江南style》这样风格迥异却大受欢迎的视频，遗憾的是，他们缺乏Youtube的平台（该网站在中国被封锁），而Youtube正是无远弗届传播《江南style》的关键。

　　中共害怕其公民与世界互动，偏偏“交流”才是文化本质。唐朝的强盛就是由于他们广纳胡风、胡汉融合，而清朝的衰败不正因为他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讽刺的是，中共一方面十分有兴趣通过社交媒体为自己宣传，另一方面却又禁止百姓接触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媒新华社拥有平凡人办不到的推特帐号，却不关注任何人的怪现象。

　　换个角度想，如果中国互联网能完全获得自由，那艾未未和其他异议人士的大胆言论还会格外引人注目吗？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在地表达意见且不用担心遭受报复，那艾未未的无畏还会如此突出吗？大禹治水成功的秘诀在于疏通而非堵障，民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假使中共有远见，应认真考虑撤除防火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