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税高到民怨沸腾 李克强要在这烧第一把火

　　在3月17日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回答了有关改革、大部制等问题，但是最为中国民众所关心的房价问题却没有任何提及，由此在大陆舆情当中点燃民众巨大的失望之情。

　　上任温家宝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留下的问题太多，骂声也最大。李克强上任后必须啃这个硬骨头。有人建议，李克强的第一把火应烧向保障房，这才是最急迫的问题。李克强必须破解保障房“开工快、竣工慢，建设多、供应少”的问题，松了保障房上的“紧箍咒”，改善僧多粥少的现状，让保障房惠及更多困难人群，也借此重新清晰界定出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角色。

　　房改成功将奠定李克强威信

　　在目前被认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住房、医疗、养老三座“大山”中，新一届总理李克强17日第一次答记者问时，对于医疗、养老较为关注，而对目前市场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调控并未作过多阐述，对于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也只字未提。新总理执政之后对于楼市调控将采取何种策略，引发外界关注。

　　在养老金逐年提高、大病医保落地之后，房价问题此时显得愈加突出。而此时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容易作出成绩，更容易为李克强执政增加威信。从李一贯“务实”的行事思路来看，在房地产问题上，中央政府的调控将会更加倾向于甩开膀子式的实干。

　　对此更多的观点倾向于，中国未来房地产调控或将更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原因在于李克强之所以在医疗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取得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将很多民生的担子交给政府承担。而医改与房改最大的差距在于一个依靠政府，另外一个依靠市场。市场显然没有承担公益性的义务，做好民生工程显然更多的是要依靠政府的努力。

　　中国房地产价格越调控越涨的事实也说明，房地产问题错不在市场，更多的是上一届温政府不合理调控的后果。借用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去理解限购措施：“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新加坡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对此，有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学习他国成功住房经验。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产市场由“政府组屋”和“私人公寓”两部分组成，前者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产权为99年。

　　新加坡“组屋”均建在城市边缘地带，以高层板式为主。每个社区配套超市、学校、医院、图书馆、游乐场等。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政府共修建了96.8万余套“组屋”，目前约84%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其中绝大部分人是自有产权。

　　政府同时投巨资建轻轨、地铁等以直达组屋。这样，组屋交通便利了，链接城市与组屋之间的地价也上涨了，商品房的建设又可以从中获益。“组屋”可租可买，但租金和售价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为，组屋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一手操作。

　　新加坡建发局管得很细，承建商、销售商都经过统一招标，连户型设计它都会干预。比如，为了隔热，居室要尽量避免朝南，必须体现经济型（如两房一厅的面积必须为65－70平米，三房一厅为90－100平米等），等等。

　　建发局直属于国家发展部，是非盈利机构。资金来自政府的长期贷款。即使它亏损，也是由政府来补贴。政府要在哪里建一个组屋项目，会提前公布。当居民有意向购买的数量，达到总建设套数的70%，才开工建设。

　　人们购买“组屋”的钱，主要来源是每个人的“公积金储蓄”，政府再进行补贴—收入越低、补贴就越高。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组屋的首付价格只是3-6个月的薪水，这样还不够的话，再申请贷款。如今新加坡82％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其余18%的高收入阶层则居住在私人公寓或别墅。新加坡政府自豪地宣布，新加坡10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居者有其屋”得到了真正实现。

　　而在德国，买房子也不用操心。德国的国家银行牵头组建了住房储蓄银行，每个居民都必须参加住房储蓄。当储蓄额达到所需贷款额的40%－50%时，便有资格贷款买房。这种强制性的住房储蓄政策，使得德国人只要按部就班、辛勤工作就能买得起房子。

　　在保障房的建设方面，德国政府主要通过税收减免和兴建福利性公共住宅来保障供给。政府也鼓励个人、非营利住宅公司、自治团体等建造“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对大中型企业，给予相当的税收政策，来建职工住宅—很像中国房改前的状态。

　　新加坡与德国的楼市调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房改问题上，中国也许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承担建设住房大头责任，建立商品房与保障房双轨制，中国的房地产改革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与旧医改时代改革越调价格越高的问题相同，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新医改式的新房改，清晰界定出政府与市场在房地产发展中的不同角色，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才能实现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