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微博等社交平台为主力的夹攻下，沉冤旧案朱令案终于从禁制走向脱敏，北京警方也首度给出了无力破案的公开说法。部分媒体监督在推动此案的过程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另一起同样不合常规且打着媒体监督名号的热点事件——《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从互相指摘到砸场子的对峙，却给义正词严的媒体监督抹了黑，并被外界冠上了“黑色喜剧”的名号。
伴随着复旦大学投毒案再次进入舆论中心的，是清华大学19年前的一桩投毒案，被害人朱令不仅获得了美国白宫网站的声援，同时也成了中国法治的一块试金石。不过，如此一起恶性案件，在北京警方通报证据不足、无力破案的通告前，却鲜有媒体敢于去触碰这类敏感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南方都市报》5月7日那篇唿吁北京警方不再沉默的评论，打破了大陆媒体一片死寂的场面。此举获得结果至少有二：其一，舆论普遍锁定孙维为被害人不放的风向出现了转向，因为她和朱令一起同为受害人；其二，北京警方首度公开对案件作出了回应。当然，后一个结果可能并非《南方都市报》之所为的必然结果，但至少也对这一结果有间接贡献。
朱令铊中毒案的两个当事人，左为“嫌疑人”孙维，右为受害人朱令。
中国大陆媒体当前的媒体监督并不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严苛的舆论监管，比如动辄关闭网站、停刊整肃等。长此以往，众媒体有了预设的红线，主动过滤掉了那些他们自认为不能触及和报道的新闻元素。然而，即便在关键词屏蔽和封杀外来消息的敏感期，《南方都市报》的那则言论也并没有惹上麻烦，而且还因为紧随其后北京警方的正式回应以及《人民日报》的公开唿吁，成了优先于其他媒体的范例。可见，那些被视作只能转引新华社报道的事件，并非都是压死媒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农夫山泉事件同时成为舆论最热点的，是连日来《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以逆袭姿态与农夫山泉的持久对峙。不过，此事件中，媒体监督上演黑色喜剧的戏份更足更具看点。在后者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该报记者轮番打断农夫山泉董事长的讲话，为己方辨理，并始终将“媒体监督”这把利刃握在手里保驾护航、统揽民意。此恶性事件发生后，媒体监督被冠之以“黑色喜剧”的名号。亦即，表面上大义凛然的媒体监督，实则加注了很多不为公众所知的干扰因素。同样不合常规的媒体监督情况，在另一起舆论反响强烈的朱令案中，也有所凸显。
在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中，《京华时报》接过了21世纪网的大棒，开始乘胜追击。按照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截至北京时间5月6日的统计，该报连续27天里用了67个版面反反复复报道。再加上此后数天的累积，版面数量已经过百，而且力度和措辞等更为严厉，媒体本该有的客观、中立、冷静态度，被情绪化所取代。
关涉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媒体应该从中扮演什么角色？众所周知，不管是近日披露的挂羊头卖鼠肉，还是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民众始终是站在揭露者一方的。毕竟，有了媒体有效的监督，这些问题企业才得以公之于众。民众虽然没有强大到揪出所有问题企业，但至少已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民众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摧垮它。此举对那些侥幸逃过舆论追击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间接的儆效尤之力。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农夫山泉一事上，舆论却在记者会之后出现了逆转。媒体监督这一正义口号，被《京华时报》记者砸场子、多次打断对方讲话而宣告流产。此外，该报7日的相关报道也颇不客观冷静。除了对记者会当天情况的通报外，该报在评论版刊发四篇文章——《执行标准绝不可含煳》、《依法依规舆论监督 暴力大帽请勿乱扣》、《北京欢迎负责任的企业》以及《请与我们一起追求更严标准》。此一系列为农夫山泉“量身定做”的言论，情绪宣泄的意味很明显。与此同时，连带着头版和评论版后的四版报道，仅7日该报就有6个整版同仇敌忾于农夫山泉的民意引导。但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舆论普遍将矛头对准了为民请命的媒体监督者。
为何会出现如此民意逆转？一方面，《京华时报》实行媒体监督本无错，问题出在如何监督、如何引导上。一家媒体监督一个企业也好，多家媒体监督一家企业也罢，都不过是形式而已。媒体轰轰烈烈报道出来的，未必就是真新闻，如习近平“打车记”、深圳最美女孩跪地给乞丐喂盒饭、乞丐一夜变富翁以及大学生向临时工母亲喊滚等，权威媒体均对此等突破常规、吸引眼球的事情进行了转引报道，但事后却都被证明是假新闻，是在蓄意炒作。而那些由一家媒体集中报道的新闻，也未必是如外界揣测的“双方钱没谈拢闹崩了”使然。《京华时报》错就错在，它应该更多地站在监督员的立场上，告诉民众发生了什么，农夫山泉是如何回应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真实对比情况如何，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将农夫山泉打入冷宫，抱持着“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预设心理，将监督对象视作阵敌，用杀气腾腾的言论性文章针锋相对，此乃媒体之一大忌。
事实上，从其他媒体为何避而不谈农夫山泉事件的态度中，也可以略知媒体监督的实效和错位。从“标准门”爆发至今，站出来替《京华时报》站台的只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大门户网站转引消息时，也是采取了谨慎的做法。比如将两方激烈对峙及砸场子等内容，隐匿于不显眼的位置，或者选择性忽略。想象一下，农夫山泉作为全国知名大品牌，如果真如京报所言“不如自来水”，那么正处于新闻瓶颈期的门户网站岂会放过此等香饽饽？众媒体只围观不做评论的姿态，至少说明，这起事件并非简单的媒体监督，农夫山泉也绝非众人挞伐的“下一个三鹿”。
众媒体只是围观的姿态随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亦即，在此等关键时刻，除了当事者《京华时报》外，其他有望保持着客观公正立场的第三方媒体，应该做些什么呢？比如向公众理清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唿吁当局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加大监管力度等等。而不是为了给读者造成借机打压同行的印象，便忽略了媒体监督的义务和责任；又或者，为了避免给读者带来站队于问题企业的困扰，便将农夫山泉“标准门”的素材拱手让给《京华时报》。
从小的方面来看，一家媒体就热点事件报或者不报，怎么报道，只是媒体个人风格的一种体现。但从大的方面来看，其实是决定着公众对现实的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局舆论监管的最终走向。因为媒体划好的那条红线，是在用自己的视角规范着大众所认知的世界。民众只能通过无处不在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来获取信息，如果这些通道传递出来的信息是经过刻意加工的，是一场黑色喜剧，那么又何谈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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