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深居简出的中共党刊《红旗文稿》火了！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李慎明发表在该刊上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二是杨晓青21日发表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前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慎明一文被熟谙中国政情的评论人士剖析为“习近平已经是党内毛派的理论知音和政治后台”，杨晓青一文则因开宗明义地指出“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而备受指摘和批驳。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官方喉舌媒体并未转引该文。各大门户网站也是各具风格——网易很快从要闻区下撤；凤凰网突出显示“宪政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浪则拟定同样的显示标题，但链接文章被置于不显眼的位置。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官媒和门户网站如此谨言慎行？不妨先来看看引发宪政讨论的杨晓青其文。在类似“导言”的部分，杨晓青直接搬出了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几种讨论。“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了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
在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看来，这些都是对于宪政的认识误区，不值一提。理由有四：其一是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其二是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因为其背后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其三是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其四是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因为人民民主制度与宪政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制度，且两者的核心制度和理念是不相符的。
该文还在文末发出劝诫。“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民主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是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为了要‘保护少数’去搞宪政。”当然，此处言及的“少数”究竟指向为何还是谜，而紧随其后的那句“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才是最具广泛传播力之言。按照杨晓青的说法，之所以“切不可单独提”，是因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口号的局限性。
无独有偶。同样论调的文章以社评形式出现在了22日发行的《环球时报》报端。此社评拟题为《“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文中多次大张旗鼓将“宪政”扫地出门。在该报总编胡锡进看来，宪政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主张。它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与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些词汇强行对接，得出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结论。“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如此看来，谈“宪政”实则就是在与中共一贯强调的“三大自信”之“道路自信”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宪政”还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也引来一些追随者，但它毫无实践基础，越来越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在现实中，它还成为少数投机者制造个人影响力的噱头，或者成为有些人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说辞。
“宪政”已被党刊《红旗文稿》和官媒《环球时报》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这让一向走在宪政最前面的《炎黄春秋》情何以堪？
后者作为旗帜鲜明的带有政治自由派色彩的刊物，因其着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曾一度刊登支持胡耀邦、赵紫阳，或者大陆其他网站不敢刊载的敏感文章而备受关注。继2013年年初发表题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的新年献词，导致网站瘫痪直至被关的厄运后，该刊在新近一期中再次单刀赴会，大谈“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比照与新年献词中“唿吁当局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将现行一切违法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 一致”的欲说还休，《“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一文更加大胆敢言。不仅将中国当前之凋敝境况逐一进行盘点，还提到了震荡世界的“薄王事件”。凋敝之况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过于迟缓，宪法所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许多党政官员用各种方式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受贿，拼命敛财，还垄断行业资源，与民争利，形成某些操纵市场竞争的利益集团，甚至还借土地开发等名目，强夺下层的宅地资源，官民冲突持续加剧。而这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实行宪法。
如《红旗文稿》和胡锡进听闻《炎黄春秋》此言，恐怕又会重复强调一句——“谈宪法没错，但这根宪政没有关系”。后者没有给对方留下口实，在第四部分开头即引用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国家的政治改革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因为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计划是效率的源头，也因为即便是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远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如果说前文还是在铺垫，第五部分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潮。因为，“宪政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核心要义，与此前党刊官媒的论调形成直接的强烈对冲。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看来，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不同的国家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国情，需要采用不同的宪政模式与民主标准，不过，维护民权与限制公权则是任何宪政国家和地区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民主与法治乃人类共有的世界文明遗产，人类的某些惰性只有通过法治来限制，别无他法。
同样的论调，早在习近平当家期间的《学习时报》中已有过前奏。十八大前，该份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发表署名张剑锋的文章，指出“英明绝伦的领袖替代不了民主宪政”。其中，“民主宪政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性元素”与《炎黄春秋》的“宪政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堪比同义反复。紧接其后的一段论述：一位英明绝伦的领袖和一批素质优秀的精英也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在某些局部替代民主宪政，但要长时间、全面地替代，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最终总会走进由励精图治到骄奢淫逸、政怠宦成的循环。然而，一直以来都有许多“聪明人”不信这个邪，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试图走出这一循环，却都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可谓针针见血，句句带刺。
不过今非昔比，不仅“领袖”易人，就连《学习时报》的当家人也有了新面孔。“宪政梦”在中国有多难，这个时候很多人恐会再次联想到《南方周末》被撤稿的那篇新年献词，并感叹其“宪政梦 梦之难”多么有先见之明。就近来看，在高校间盛传的“七不讲”，打头阵的就是“宪政民主不要讲”。虽然此传言漏洞百出，很快从大陆各个舆论场中销声匿迹，但就《红旗文稿》与《环球时报》不约而同发出的“避谈宪政”的声音来看，不免再次陷入阴谋论的泥沼中。因为，不仅习近平新政让人们直唿看不懂，单在“宪政”的问题上，已经是一团雾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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