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摸清家底 痛下杀手效仿朱镕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将于8月展开，这被舆论解读为李克强全面“摸家底”。与2011年第一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相比，本次审计由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审计，延伸到“五级审计”，多了中央和乡级。

　　近几个月来，海内外对于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的讨论愈演愈烈，甚至有指存在巨大“黑洞”。李克强此番全面系统摸底，就是要掌握更加详细、全面的债务情况。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李克强开启任何经济改革行动的基础。搞清基本盘，才能掌控住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彻底摸查，同样在敲打地方政府。李克强已经注意到，多年来地方政府的习惯性操作已令隐形风险不断累积，虽不至于伤本，但后患不可低估。已有迹象显示，李克强将效仿朱镕基痛下杀手，行动已经开始。

　　揭开地方债失控论“黑匣子”——隐形债

　　“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审计署网站28日发出的这条信息迅速在金融领域引发了巨大的关注，此举普遍被认为是李克强政府对地方债黑洞发力的前兆，要彻底摸清中国地方债的规模和风险分布情况，为下一步化解地方债风险打基础。甚至有学者指出，本轮审计的深度更是前所未有，村级行政单位的负债情况也会被包括在内，大有将所有地方债一网打尽的架势。

　　地方债规模，始终是一个“黑匣子”，各种不同的预测数据之间相互打架：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一定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7月首次公布其对中国政府债水平评估称，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及未列入地方预算内的，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已超过GDP的45%，按照50万亿元GDP水平测算，减掉中央债务后的地方债规模与董大胜所言基本一致。而据渣打银行发布的《亚洲债务大起底》报告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78%，地方债规模超过了30万亿元。通常意义上，国际上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60%作为风险警戒线，超过这个，意味着风险有失控的危险，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地方债“黑洞”一直是关注中国经济走势人士眼中焦点的原因了。

　　现在关于地方债“黑洞”讨论仍然处于瞎子摸象阶段，两种声音处于持续交锋中：一方是以海外投行、评级机构、媒体以及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地方债失控论”，如美国评级公司欲将中国主权货币信用评级下调，地方债即是一个核心理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及部分学者、机构的“地方债可控论”。

　　针对这两种声音的“差距”，长期研究大陆经济的财讯网评论员唐其民向多维新闻表示，“差距”源于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绕开了法律约束。融资平台的最早雏形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广东采取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融资平台，筹措资金。据审计署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有6,576家。

　　值得注意的是，融资平台的具体举债规模和偿债能力审核，并未纳入人大审议，所以相当一部分债务成了隐形债务。

　　基于此，对于李克强政府而言，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基本债务情况，弄清楚地方政府到底积累了多少债务。通过审计掌握债务增长的速度、偿债的压力，甚至债务上的举借、来源、使用等等，从而建立一套可以预警地方债风险的监管系统。随着中国政府主动通过审计打开地方债“黑匣子”，李克强才能清楚基本盘究竟是怎样的。

　　中国不会出现“底特律” 输血方式需从新思考

　　唐其民进一步指出，地方债积累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李克强需要有所警醒。部分城市的债务趋势已经显示出超越偿还能力的迹象。6月审计署刚刚公布了抽查36个地区的地方债审计结果。数据显示，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188.95％，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达219.57％。而或许备受煎熬的鄂尔多斯、神木等城市因大量资源做后备还不是最厉害的，部分既无资源又无产业支撑的地方或将成为整顿的重灾区。

　　至于中国会否会出现“底特律”，唐其民认为，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出现“底特律”式城市破产的可能性不存在，但让共同堆砌出地方债泡沫的各方付出一定代价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李克强政府而言，也必须思考，中央政府是否应该无止境、无立场的为地方债全额买单。

　　比如说，很多地方债问题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和信托公司的举债，一旦某些地方债出现问题，债权人不能全身而退。然而，中央政府肯定不能对银行坐视不理，势必会救援，但这是被动为之，反而成了“被惩罚”的对象。但一味迫于无奈的纵容，是不行的。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还是需要让地方“痛”到知道问题在哪里，才有可能真正做“通”，解决问题。

　　唐其民就指出，信托业与银行不一样，对其开刀不会产生商业银行那样大面积的影响，亦即“风险可控”，更何况这几年中国信托业也太“嚣张”了，有点不服管束：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一季报数据显示，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8.73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64.72%，对其开刀，师出有名而又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伤筋动骨的影响。

　　大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需要有原则的救助，如果破产导致信托、理财产品等发生违约，那么就由投资者自己去承担风险，高收益高风险的道理投资者应该明白。对于银行，中央需要注资，剥离坏账，进行有序资产重组。

　　儒相李克强也有铁血宰相的果敢

　　综合媒体报道，上海银监局已约谈部分信托公司，要求暂停相关政信类合作项目，其中约谈的对象包括上海信托、华澳信托等，这是否是全面整顿的预演尚不得而知，但行业内已经开始风声鹤唳了。综合前期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李克强授意通过发动大大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银行钱荒释放的金融业整顿信号，看来距离李克强真正动刀的日子不会太远。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铁血宰相之称的朱镕基在面对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激进而导致资不抵债时，面对世界的关注，顶住压力作出了任其破产而不救援的决定，从而为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标着性意义的“广信破产”案——中国第一家破产的金融机构，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通过破产关闭的金融机构。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信内部问题也被暴露，但是彼时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多个国家的投资者还深信中国政府将会为广信买单。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让很多人感到如雷灌顶，在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支持下，1998年10月6日，广信终因无法支付巨额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性关闭，1999年1月16日被宣布破产，债权银行等的债权回收率仅为17％，大部分来自于海外机构，储户也仅获得了本金，相关各方可谓损失惨重。朱镕基事后更是表示“广信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有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是平衡的，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问题是这种债务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偿还。

　　广信破产案让中国政府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外国投资者需重新评价对华投资或贷款的风险，中国政府的国际融资成本抬升。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朱镕基所言“中国不会为企业行为背书”，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市场规则”，反而让此后的信托业整顿和银行改革更加顺风顺水。

　　现在，地方债到了考验“儒相”李克强的时候。如果说广信的欠款因是企业行为朱镕基选择了“不保”，现在就真的是政府行为了，中央应该如何为地方政府的蛮干买单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不救援肯定是不现实的，全部救援则不利于今后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树立“风险意识”，有了先例，可能会导致后续中地方政府更加肆意借贷，造成更严重的问题。这就如同居家生活，有人全额替你还信用卡账单，有多少人还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呢？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李克强显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必须作出快刀斩乱麻的决定。

　　李克强可能会选择那些存在违规行为的融资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案，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各自付出代价，地方政府大多会是官员问责乃至因玩忽职守等问题而被追刑责，但是对于金融机构则可能事关自身的生死。对于地方政府违规融资的部分，大多来自于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设立的政信合作模式，所以对李克强来说，打击违规地方融资行为，信托公司是整治金融混乱最好的靶子，这点与朱镕基时代如出一辙，也符合李克强靶向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诸多迹象显示，李克强动作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