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声频频赴西藏 中共治理策略出现变数

　　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8月1日至6日赴西藏调研。这是今年以来，俞正声第三次访问藏区，其赴藏区之频为近年罕见。同时俞正声由以往的“援藏”转为“依法治藏建藏”的提法，其中玄机耐人寻味。

　　8月1日至6日，俞正声到西藏视察，再次提出“依法治藏、长期建藏”，要求办好藏民迫切需要的民生大事。他到访大昭寺、哲蚌寺、孝登寺、西藏佛学院及当地的儿童院等，与僧尼和驻寺干部交谈，再次批评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张的“大藏区”“高度自治”完全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希望藏传佛教界认清达赖集团分裂本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和谐稳定。

　　持续6天的调研，在中共常委的考察调研活动中已较为罕见。以习近平去年12月重走“邓小平”南巡路为例，考察为期5天。而从中共常委赴西藏的考察调研情况来看，胡温时期主管民族问题的贾庆林从未踏足西藏（贾庆林两次赴藏区，一次是2008年到甘南藏区，2009年到阿坝藏区），倒是负责宣传事务的李长春去年7月在西藏调研5天。只有习近平在2011年出席高规格的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活动时，考察为期6天。

　　而此次调研，也是今年以来俞正声第三次访问藏区。早在1月6日至7日，俞正声尚未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就到四川甘孜调研；7月7日至8日，俞正声赴新疆后又转道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除了鼓励宗教界人士发扬藏传佛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培养更多爱国爱教又具有较高宗教造诣的僧才外，还就达赖喇嘛的分裂行为提出批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俞正声8月这次调研藏区，是每年例行的北戴河会议前。作为习李上台后的第一次北戴河会议，可谓事关重大。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之际，对民族地区问题、西藏新疆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与了解，为会议提供讨论准备最新、第一手材料显然是必要的，也在情理之中。总之，俞正声密集调研西藏的罕见之举，显现出了习李考量的又一棘手的重大挑战。正如习近平在今年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所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种种迹象显示，习李需要对西藏的形势作密切、深入的了解。在西藏问题上，随着达赖喇嘛的年事已高，对中共而言颇为棘手的继承人问题越来越迫切。今年以来频发的新疆暴恐事件、以及新疆暴露出来的极端宗教思想蔓延现象，已经说明中共所面临的民族问题愈发严峻。对新疆强力维稳，对西藏防微杜渐，正是习李对当前民族问题的考量。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7月份忽然高调发声力挺习近平，特别提到新疆问题，也显示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俞正声民族台港问题一肩挑

　　俞正声的藏区及新疆之行，加上多次会见台湾和香港政界要人，显然表明全国政协主席在中共“统战”问题上已是重要角色。胡温时期，中央西藏协调工作小组组长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担任，但实际权力更多地在胡锦涛手中。而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5月21日的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中提到的，“贯彻落实俞正声主席在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看，俞正声在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中是主要角色。

　　今年以来，除了涉藏问题，涉疆工作也逐步交由政协统战系统负责。今年5月，俞正声首度以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身份到访新疆。

　　6月底，俞正声在新疆接连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亲赴乌鲁木齐，落实维稳措施。而俞正声在担任政协主席后，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多次作政策性讲话，并几次在习近平之后接见台港政治要人，显示涉及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的中国疆土内的民族及政治统战工作已全权由俞正声掌控。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央决策层恢复常规，落实分工负责制，切实执行集体领导的改变。

　　从依官治藏到依法治藏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藏政策明显改观，习李上台后更是高调发声。继习近平在今年3月9日参加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一战略思想后，俞正声在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上提出“依法治藏、长期建藏”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也成为俞正声此次调研西藏的亮点。

　　首先突出了依法。中共以往在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应对上，人治意味明显，主要靠“封疆大吏”对当时问题的判断作出反应，之后形成一定的惯例，继任者亦在此基础上继续“摸石头过河”，累积经验教训。因此，处理民族问题不靠民族法规只靠民族政策，管理没有法律性、权威性，主要依仗官员的理解与好恶作判断，采取措施。因此难以服众，也容易被海外势力诟病。

　　据查，目前除了宪法有关条款，只有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而中国现有的五大民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都没有制定相应的自治条例。而且自治区在立法及国家法律依据当地情况的“变通”程序上也有不够明确之处，导致在具体实施时难以落实。因此在这基础上，俞正声强调“依法”，表明中央决策层开始重视法制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作用，也希望以法律作为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以减少人为治理的因素。例如，俞正声在批判达赖喇嘛的“大藏区”提法时反复指出其违背宪法，表示中央是站在法律角度指责达赖喇嘛，由以往的政治层面过渡到法理层面。

　　但也有法律人士指出，在民族问题的法律层面，严的不够，宽的也不足，“线条太粗”。例如《反分裂法》只对台湾而不涉及民族问题；同时在“自治法”中对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享有的权利和特别的习俗保护讲的很笼统，对国家的责任、义务强调较多等等，都不利于真正在法律层面规范民族问题的治理。

　　“援藏”转“建藏”欲显融合

　　中央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一直以“援藏”作为主要提法，但俞正声几次在藏区调研都多次强调“建藏”的思想。一词之变，意义不同。

　　“援藏”明显反映外部概念，尤其从中央提出更显“居高临下”。再者，当地藏民几十年来对“援藏”的切身感受是大量的汉人涌入西藏，吞噬了许多本该属于藏人的利益。这样的“援藏”结果使许多藏人感到与己无关，甚至对此产生抵触情绪。应该说，虽然多年来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和各地区对西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所谓的“援藏”政策并不成功。也正是在这样基础上，俞正声开始强调“长期建藏”的口号，希望传达中央及各有关方面会同西藏民众一起建设“家乡”的信息，承诺对西藏会有一个长期规划，不因“人走茶凉”。《西藏日报》8月8日也配合俞正声讲话，发表了评论《坚定不移落实长期建藏思想》，为建藏思想作了理论铺垫。

　　2013年中国两会后，西藏自治区下发了《关于建设美丽西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初步形成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格局，建设美丽西藏的基本框架、工作机制和支撑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到2030年，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生态经济发达、生态家园舒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强区，基本实现建设美丽西藏的目标。《意见》提出了建设美丽西藏的几项主要任务。

　　上述《意见》对各个阶段分工作了详细的阐述，但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建设”。或许，习李上台后，意识到援藏这一思想缺乏情和义的感染，因而采取更加务实的建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