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帮面临一锅端 “工程师治国”走到尽头

　　北京时间9月1日，中国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蒋也成为国资委成立10年来首位接受中共反腐机构调查的国资委主任，更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宣称打击党内腐败后落马的首位中央委员。不过目前外界分析皆认为蒋洁敏并非中共所要打掉的最大老虎，对他的调查只是更大反腐调查中的一个环节。种种迹象表明，高层此番动作极有可能剑指现已退休但争议较大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周一度也被认为是政坛上“石油帮”的“带头大哥”，再结合近期四名中石油高层被一锅端、同样曾有石油系统工作经验并长期担任周秘书的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被调查、以及中石化四川彭州项目所牵扯出的成都工投董事长戴晓明以及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多方信息，因此有观点认为，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曾经一度掌握重要话语权的“石油帮”面临解散甚至崩盘的局面。

　　在中国媒体和坊间对于“石油帮”的解读中，通常蕴含有两重含义。第一种是指单纯的石油系统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两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最大国企，官商身份转换频繁，例如蒋洁敏就在1999年至2000年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副总裁后，作为后备人才调往青海担任副省长，并在2004年12月重庆井喷事故导致时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后迅速回归中石油，再度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这些有着共同出身的技术派官僚只是带有某些共同点罢了，并没有或不能进行过多的深层次解读，因此批判只会聚焦在国企监管制度上。这也是为什么包括新华网、《参考消息》的官方媒体都会报道《外媒：中国新一轮反腐指向‘石油帮’力度罕见》一类的新闻，大谈“石油帮”官员而不必担心被相关部门“叫停”。

　　第二种解读，尤其在热衷于中国政治派系分析的海外观察人士看来，“石油帮”则更加充满了宫廷政治的意味。认为这批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过去十年的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

　　虽然这种解读看上去并不严谨与科学，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中国政治环境中，这种情况并非没有，而石油系统作为中共建政以来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也注定了它与这个国家政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远非房地产、煤炭、电力等行业所能比肩。

　　“工程师治国”成就了石油系统官员

　　海外媒体普遍认为，“石油帮”缘起于曾担任共和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和官至副总理的康世恩，下承陈锦华、盛华仁直至今天的周永康、蒋洁敏，但是被认为真正让石油系统出身官员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力量登上舞台的，是曾在十六上当选常委的曾庆红。

　　太子党出身的他，曾作为余秋里的秘书而洞悉整个石油系统的游戏规则和人事脉络，他利用自己的太子党身份以及后期与江泽民之间的密切关系，推荐了大批石油系统出身的官员。陈锦华、盛华仁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据传就是曾当时以江泽民的幕僚身份而推荐的，此外更是留下现任海南省长的原中海油总裁卫留成、现任工信部部长的原中石化总裁李毅中等后备梯队。甚至可以说，曾才是中国“石油帮”第一代掌舵人。

　　“石油帮”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这么多年，石油系统出身的官员又多身居高位，除了人为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大背景是与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政坛一直存在的“工程师治国”现象密不可分。

　　1949年后的中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领导人代际特点。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是革命家治国。在大陆学者对于这种现象的分析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官员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经年老。于是，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干部制度改革，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政治精英的大转换。这场精英转换的指向是政治精英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不到十年，几乎所有的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大批技术型官僚。

　　改革开放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将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由过去的改造社会和人的思想转变为发展物质经济，这一重大政策转变必将引发精英政策的相应转变。大批政治上可靠，拥有技术专长的年轻工程师，迅速走上领导岗位。而这同样也与1949年后的教育体制相吻合，出于对文人政治上的不信任，许多人文社会学科被认为是“伪科学”“资产阶级科学”，几乎被集体剿灭。“工程师治国”便是在这些历史的合力之下形成的。

　　于是“工程师治国”这种现象形成于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时代，在十六大胡锦涛时代时达到鼎盛，当时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背景，如胡锦涛出身于水利工程系，吴邦国无线电电子学系、温家宝地质构造系、贾庆林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而周永康则是与石油密不可分的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因此，石油系统出身的官员便顺应天时地在旧体制中集体获得晋升，很快适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市场改革路线。这其中就包括了蒋洁敏以及近期落马的王永春等人，当然同时出现的情况就是大陆媒体爆出的王永春、李华林等人都是一边贪腐一边升迁的带病提拔。

　　周永康、薄熙来与石油系统的关系

　　至于说周永康为何在此番中石油高层集体落马的事件中被认为是幕后的“大老虎”，也是源于他和石油系统的“绝对密切”关系。1942年出生的周毕业于中国石油学院。后在石油领域工作多年，在经历短暂的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经历后，在2002年被调回中央担任公安部部长，20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政法事务。在其执掌政法委期间，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着因贫富差距、环境恶化、非法征地和官员腐败而导致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期间周永康对安全领域的监控还是给中央留下了积极的印象。同时周也在中国坊间被称为“政法王”，这一个“王”字背后，凸显出周本人在其任内的横行霸道、权势滔天。

　　虽然其政坛生涯后期看似脱离了石油系统，但是种种现象表明周直到进入中央最高层后仍保持着同石油工业的密切联系。

　　近些年来，中国同中亚邻国包括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油汽项目中，不论是协调各方还是促成合同签约，周永康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而一直与石油系统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上海惠生公司，也被盛传其幕后老板即周永康之子周斌。而惠生公司与中石化合作的四川彭州项目也被大陆媒体报道为直接导致戴晓明和李春城乃至随后一批四川官员、商人落马的导火索。根据9月2日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因为可能涉及中石油的腐败案，当日惠生公司股价暴跌，分析认为市场最担心的，还是惠生工程与中石油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否存在传说中的权钱交易及代持问题。据报道，该公司高管层亦有多位曾在中石油兰州石化、中石化齐鲁石化等单位任职。惠生工程上市前的2009年到2011年，来自中石油及附属公司的总收益占该公司总收益比重分别高达63%、80%及58.4%。

　　综合目前各方消息认为，中央对于周永康的调查或许正在进行中，以至于盛传已经成立相关专案组，负责人是前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中纪委二室主任刘建华。

　　当然，对于周的另一项传言是其与已经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的关系。传言称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是否免除薄熙来职位的决定时周投了反对票。此后，有消息指出，周在中央处理王立军事件时，涉嫌将掌握的机密信息泄露给薄熙来而受到调查。当然，薄熙来在前几日的公开庭审中亦曾透露在王立军叛逃美领馆后，高层领导曾作出过“六条批示”，虽然该笔录随后被官方删除，但仍有分析指出该“批示”极有可能来源于周永康。

　　再一方面，中石油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也被媒体挖出，不断热炒。根据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9月3日报道，蒋洁敏与薄熙来亦多有交集，并通过在薄的任职地兴建石油炼化项目等方式，帮助其“提升政绩”。“薄在辽宁省任省长时，蒋洁敏就推动中石油在辽宁扩建或兴建原有的石油炼化项目；薄后来去了重庆，蒋又如法炮制。”中石油在辽宁有两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厂，即大连石化和抚顺石化。2007年11月，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中石油方面很快即表示在重庆市长寿区投资近150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具备生产成品油650万吨能力的炼油厂。2009年，中石油又宣布将这一炼油项目的产能提升至1,000万吨级。

　　因此，更多的分析开始认为，自2012年3月直至目前，整个围绕在中国政坛和商界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四川官商集体落马、中石油腐败窝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被一根若有若无的暗线所串联，目标指向性也越来越明确。

　　当然，抛开所有问题的政治性，从制度层面来说，无论最终的结局是否是周永康作为建国后第一位落马的政治局常委，都意味着“石油帮”——作为中国政治特有的时代产物，将以此为起点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即使再有石油系统官员不断上位，那他们也将作为更加孤立的个体存在，“结党”已经在更加强势的领袖权威下难以再有出路。应当肯定这一批技术官僚对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更要警惕，在中国特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产生了类似中石油这种超级国企，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年代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模式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今天却成为老旧管理方式的代名词，其极端封闭的企业制度、难以制约的监管措施，尤其是掌门人官商身份的频繁转换，造成了一大批有着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员结党营私、恃功而骄，以致出现骄奢淫逸和集体腐败，甚至直接插手国政。未来的中国，仍然需要技术型官僚，但是不再需要“石油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