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法制日报》和《检察日报》无意间联手实证了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经过近半个月对薄熙来案不间断的报道，此两份机关报终于以超过10篇的“量变”达到产生影响力效应的“质变”。当然，这与其报道对象本身的贡献和刺激性不无关系。
从报道内容来看，不管是《法制日报》还是《检察日报》，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且采取的策略与薄熙来在庭审现场的自我辩护如出一辙：一方面证明对方在扯谎，一方面证明自己是对的，只不过换了主谓宾。正能量包括《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体现司法改革方向》、《薄熙来案件审理具有多种法治意义》、《检察机关严守程序依法办理薄熙来案》；证明薄熙来在扯谎包括《薄熙来案 翻供无损证据效力》、《对薄熙来的“否认指控”不必过度阐释》、《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辩解不具有可信性》；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包括《薄熙来案 检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其中，《薄熙来案审理具有多种法治意义》罕见地提到了政治错误，不过前缀是“未涉及”，也让那些被标题党蒙骗了的读者空欢喜一场。亲共港媒大公网在转引时亦特意聚焦政治错误——《审薄熙来针对涉嫌犯罪行为 未涉及政治错误》，“对薄熙来案件的公诉和审判，针对的都是他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这些为我国刑法所明文规定制裁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是当今各国刑法所普遍惩处的犯罪行为，而并没有涉及他的政治错误、工作错误或者是他的道德问题。”
公诉和审判时没有涉及，是否就可以一概抹去、不再追究？道德问题，比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这类八卦，庭审实录中已经有了“外遇”、“三角恋”、“暗恋”、“如胶似膝”等渲染，姑且不论。政治问题，比如意图在新中国搞二次“文革”，实施个人威权政治等，如果轻易放过，不做任何理清和审查，恐怕会埋下更大的祸根。
至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有此疑虑。这位经常以自由派面貌示人的学者，虽然也在《人民论坛》中与其他法学泰斗一道为保护中国宪法政治站队，但在薄熙来案的问题上，着实不愿意继续循着中央媒体的腔调，说一些隔靴搔痒、无关紧要的空话套话。这一点，在其新近发表的《薄熙来的政治遗产》中有鲜明体现：“如果薄熙来仅此公诉指控的三宗罪的话，那么此次庭审更坐实了他是被政治斗争坑害的‘清官’、‘好官’形象，刑事指控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迫害政治对手的专政工具。即便法庭上扯来扯去的那2,000多万贪污受贿全部构成犯罪事实，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接下来，张千帆也试图碰触更加敏感的话题。“如许多法律人所说，此次庭审的出发点已是避重就轻，目的是结束薄十分珍惜而威胁巨大的政治生命，又不深度触及其滥用公权和贪腐事实。”所举实例恰恰是庭审记录留下的一大悬疑——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自己透露被害人海伍德曾向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到底是什么项目要如此昂贵的“中介费”？项目本身的标的高达多少？有此疑问的不止张千帆一人，《南华早报》最新的一则报道试图揭开谜底，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也被牵扯其中。不过，相关报道并未引起多大波澜。
猜疑归猜疑，最后还是得回到政治遗产的主题上来。说到政治遗产，又不得不提到毛泽东，提到“文革”。因为薄熙来在重庆大兴的唱红打黑，就是在沿着毛时代的路径高歌勐进。“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尽管左派话语气势汹汹，如今要发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张千帆借以提醒大众的是，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极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 ，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有余，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 ，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与其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是薄熙来对毛泽东遗产的再利用，将其再次复活。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问题也随之产生。这也是很多学者的一大担忧。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
中国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其最新出版的新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副标题即为“从文革到重庆模式”。这位深受文革切肤之痛的学者比张千帆的控诉更直接，毫不避讳将薄熙来事件比作一场小型“文革”。并断言，“类似的小型‘文革’在中国还会发生，所以应该将它从思想和意识上根除杜绝。”“尽管一次历经十年、波及全国规模的‘文革’可能不会发生，但‘文革’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做法和表现形式，却仍然不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言外之意是，薄熙来继承了毛泽东“文革”精髓的一部分，举起的是毛泽东这把大刀，本来已经向四面八方砍去，只是后来不小心砍到了自己。
曾与薄熙来有过一面之缘的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也谈了自己眼中的薄熙来，并试图提醒大众不要过高估计薄案庭审，不要过度乐观或欣慰。理由有三：其一，公开审理的确有利于让社会从法律而非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薄熙来事件”，但法律的渗透并不等于法治的进步。而且庭审的背后，言论自由表达的空间并没有扩大，反而被一再压缩。其二，薄熙来只是被指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刻意规避了对重庆模式的政治审判，这是对共产党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前后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一种战略性掩盖。其三，中央把反腐斗争与薄案处理战略性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处理，这一举措本身意味着“党的合法性”正在面临深刻的挑战，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进步，不如说是中共的担忧。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人们对薄熙来案及其政治遗产的讨论，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以普罗大众为主体，会不时为薄熙来呐喊几句，并因其在庭审中的据理力争竖起大拇指，抑或者抱持着看热闹的心态来观看这场“爱情狗血剧”。第二个层级以律师界从业人员为核心，他们一再宣讲着薄熙来审判的正能量，比如微博直播，比如给辩护人充分的说话权利，司法改革前景之如何等。而第三个层级的人则不满于抛开政治问题的法庭“表演”，如张千帆、丁学良，“门道”在他们的严声厉色中变得清晰起来。可惜的是，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愿意自己醒来。在薄熙来的问题上，在二次“文革”的问题上，甚至于在如何防止出现第二个薄熙来的问题上，追问只是在“叫”，能不能“醒”来，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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