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的最大赌注 他的尺度到底有多大？

　　万众瞩目的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29日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内地首个自贸区即将诞生。

　　2013年8月22日，国家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该区域的总面积为28.78公里，涵盖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以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特殊区域。于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何谓自由贸易试验区？即某地区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以市场对外买卖之用，且对该市场的买卖不会作过多的行政干预等，同时也会在该区域内实行税收等优惠措施，以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该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同于国际传统的自由贸易区，相关的规则可由自己设定，无须各方协议。

　　鉴于此，为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在上海？笔者郭施亮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独特的战略优势。以地理环境为例，其交通四通八达，无论水运、空运，还是陆运等渠道都非常便利。且上海被誉为“以港兴市”的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奠定其战略性的位置。近十年，中国的进出口年均增速超过20%，已然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以及第二大的进口大国。其中，占地面积仅有6340平方公里的上海却是全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口岸。根据数据显示，上海的进出口额度接近9000亿美元，占据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更值一提的是，全球大部分的着名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机构。可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在上海最合适不过了。

　　那么，当前的管理层为何会力挺上海自贸区呢？纵观近几次管理层的表态，其对上海自贸区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从今年8月22日的正式获批至9月29日的正式挂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进入瓶颈区，投资促经济的效应也趋于弱化，于是管理层极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然而，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由于国内的行政体制僵化，同时又对市场的管制过于严厉，从而加重了企业的生存压力。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全封闭，在前几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并没有捉住当时的转型机遇，进而导致定价权的丧失。因此，在原料价格持续上涨、国内税收成本逐年增加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反复攀升等多重压力下，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内的利率与汇率基本受到管制。以利率问题为例，由于以前过分保护国有银行的利益，统一的利率水平最终导致国有银行的垄断式成长，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近期，管理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拟刺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以去年的6月8日为例，当时央行在罕见性降息的同时，并作出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的举措，此举也被市场认为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破冰之举。而在今年7月20日，管理层宣布将全面放宽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管制。可见，管理层对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随着自贸区的深入发展，未来上海自由贸易区将会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且将于未来完全放开存款利率的限制。

　　上述属于管理层力挺上海自贸区的国内因素。实际上，针对国内重重的改革障碍，此举也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胆性探索。不过，设立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看，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其改革红利基本耗尽，而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下称TPP）的成立，其又将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中国也必须捉住这一个机遇。

　　作为2005年开始成立的新组织，TPP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TPP最核心的内容是关税减免，也就是说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会马上免除，且所有产品的关税在12年内免除等。经过近几年时间的发展，TPP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根据数据统计，TPP国家的GDP占比全球近40%。

　　然而，作为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组织，中国却没有被邀请参与TPP的谈判。鉴于部分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以及相应的准入门槛条件很高，中国也必须采取一些方式以争取自身的利益。于是，作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上海自贸区就可能成为中国加入TPP的首个对外开放窗口，此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它的设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也可以认为是当下最大的赌注。以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问题为例，随着自贸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的下放，未来将实现的自由兑换等问题，由此会面临外部资本巨大的冲击压力。另外，随着利率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境内外巨额的资本可能将严重冲击上海自贸区。同时，在这种环境下，很可能会引发本币更大的升值压力，进而对国内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甚至还会引发金融安全、社会就业压力倍增等问题。以未来可能迎来的机遇为例，上海自贸区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之路带来丰富的经验，且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或将成为发展经济的一大引擎。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其战略性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关键还得看三大方面，其一是管理层能否有效放权；其二是金融开放的尺度最终会有多大；其三是金融安全问题将如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