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从来不会凭空产生，背后通常象徵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病状。以监督贪污腐败闻名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都会公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追踪政府收受回扣与贿赂、贪污或其他形式的公共腐败等，这份名单似乎长久以来都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名列前茅的国家总少不了丹麦、新西兰、新加坡和加拿大，经济快速发展的金砖四国仍持续在后段班迴盪，而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以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三名难兄难弟最具代表性。
研究腐败与其他社会指数的关系，向来是学者间的热门题目。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主任里查德‧弗罗里达及其同事夏洛塔‧梅兰德（Charlotta Mellander）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文章，便讨论了腐败与经济发展、创意阶层、社会容忍度与人民幸福度的关联性。
就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说，浅显易见的是，腐败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越富有，它就越不腐败，所以根据2012年的清廉指数，前十名有八个是发达的欧美国家，唯二两个例外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也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新加坡。至于倒数的阿富汗或朝鲜等国，经济水平之低，不仅让自己缺乏国际竞争力，也让人民更难以自力更生，因此透过非法手段攫取财富成为一种生存之道。
其次，弗罗里达与梅兰德发现，以高知识和高技术为导向的经济体，腐败程度相对来得低，这可能跟教育有点关系，教育有助于培养个人道德观，从而抑制贪污慾望，但落后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往往穷兵黩武，不会对教育有所投资，人们倾向把腐败当作理所当然之事；另一方面，腐败最盛行的地区，也是社会容忍度最低的地方，弗罗里达与梅兰德指出，高腐败国家对待少数民族和同性恋的态度较为严苛。以同性恋为例，目前全球共14个国家通过同性恋婚姻，诸如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冰岛和瑞典等都是清廉指数前15名的佼佼者，名次最低的则是南非，排名69。
从上面三个指数不难察觉，若国家腐败严重，人民的幸福感自然来得比腐败轻微者低。弗罗里达与梅兰德认为，惩罚行贿公司或受贿官员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根本解决病症，必须从更大的社会脉络来看待──即腐败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事实，不仅流行于贫穷国家，即使是快速增长的金砖四国也不能豁免。总结来说，腐败国家大多具备以下特徵：一、经济结构相对传统，以资源开采或生产为基础；二、这些经济体尚未做好向高知识型经济过渡的准备；三、腐败国家的公民除了得忍受低物质水平，也很难感到幸福。
按照上面三个结论来看，中国正巧都符合。事实上，尽管中国2012年在清廉指数的表现为第80名，胜过后面94个国家，但要说中国不腐败，恐怕没几个人同意。就连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都意识到，中共再不严加处理腐败，必然先“亡党”再“亡国”，这也使得执掌反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王岐山备受瞩目。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导，政治局七名常委中，王岐山的风采仅仅落在习李之后，相较于其他领导，他自信又敢言，曾在多次危机事件担任“救火队长”，2003年当SARS肆虐首都北京之际，中央立刻令王岐山接替耗费大量时间掩饰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前市长孟学农，金融危机爆发时，王也出马掌舵多家国有银行，像是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
反腐跟上述两项功绩比起来，无疑将困难许多，在中共讳测莫深的政治系统内，不少政府官员或所谓的太子党都有规避监督的“关系”，让他们得以大举腐败而不受拘束，但这些行为都逃不过民众法眼。近年来不管是招摇跋扈的公车私用、手腕上璀璨的金錶、或者大喊“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荒腔走板的官二代，在在引起极大的公众不满，让领导人备感压力。
《经济学人》认为，王岐山拥有历史的学术背景，从史学家的观点出发，他曾表示，现有公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不会永远持续，使一般人对他的期待大大上升，但也有人批评王过于袒护精英阶层，陆续倒台的地方干部不正意味着，更大的腐败来自高层领导人，纵使打了老虎，高层领导人的替换更是存有潜在的不稳定后果（如薄熙来事件）。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王岐山本身没有孩子，中国少了一个可能凭藉父亲作威作福的太子党。
王岐山另一个有趣的背景是，诚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写道，他曾于1980年代早期被誉为“改革四君子”，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还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该系列书籍集中优秀知识分子的文章，代表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前沿思考，很受学生喜欢。曾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受胡耀邦和赵紫阳重用，但“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的陈一谘向《纽约时报》回忆道，他和王岐山与李克强都有过长时间对谈的经验，认为新一代领导人应当比胡温那一代更开明。
1989年，自由派和保守派造成中共领导层内的分裂，尽管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的成绩显着，不过越来越多学生及学者因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法苏联政治改革感到不满，加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推波助澜，最后天安门广场上弔唁胡耀邦的活动升级为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权力制衡的大规模抗议，赵紫阳为首的温和人士建议通过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坚决反对，称自由化只会危害党的生存，无法解决问题。最后，强硬派获邓小平支持而士气大振，《纽约时报》说，邓小平只热衷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完全不在考虑中。
该年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戒严，赵紫阳因反对解放军，认为解放军不该将枪口对准人民而辞职，邓小平和其他保守派正准备对天安门广场聚集的学生施以更严厉的镇压，后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很清楚，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无辜百姓再一次被统治者以无情又冷血的方式夺去性命，即使24年过去，平反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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