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大多数人所料，薄熙来最终没能逆袭成功，二审维持了原判。一审法庭上的激辩和离开法庭留下的背影，也成了他最后疯狂的注脚。民众对薄熙来的热情和兴奋度，也在不断折损和降温。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统计，各大门户网站虽然将头条出让给了薄熙来，但略逊于以往铺天盖地的信息“扫荡”。在微博平台，对薄熙来的讨论也是少之又少。
搜狐视角栏目适时推出的《一审宣判后，薄熙来在做什么？》如果有续篇，大可以拟题《二审宣判后，薄熙来将做什么？》显然地，诸如此类的揣测也是在既定的红线和框架内进行。微博平台虽然未见明确的设限举措，但央视女记者早间发布的高院图集链接失效的事实，似乎又暴露出潜行的舆论管控已然在私底下展开。
10时45分由新华视点发来“维持原判”的简讯。紧随其后的是山东高院对薄熙来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全文。涵盖了上诉人薄熙来的基本信息、对“三宗罪”的判决认定、薄熙来提出的11个上诉理由、附加的4点辩护意见以及法院最终裁定的15项评判结果。公众期待的、有可能成为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现场图，在央视整点新闻画面中得以公布，薄熙来还是以笑容示人。虽然从一审到宣判，薄熙来脸上始终挂着同样的笑容，凤凰网在提取显示标题时还是特意选定“面带笑容”。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在转播维持原判的消息时则附带了一张薄熙来低头听审的旧图，意欲传递的梗概一目了然，即薄熙来已经在法治面前低下了头，彻底倒下。在此氛围下，亲共港媒大公网的《薄熙来倒下 法治站起来》就更为应时应景。这也与中共喉舌媒体此前一贯的口径步调一致。毕竟，薄熙来的落马与中国法治的进行如影随形。薄熙来倒得越彻底，中国法治就越有底气唱公开、公正的高歌。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会第一时间发出的“时事微评”也有此意。“从唱红打黑的全力主导到重庆模式的幻灭，无论薄熙来政见如何，我们都应仔细甄别。宣判薄熙来是法律程序应有之举，从中折射出司法的公信力，民意的诉求与表达。国民更希望看到符合法律规范、不纵不枉的庭审过程与细节，看到中国法制社会的曙光。”
这也不难理解。薄熙来一审期间第一天的庭审刚刚结束，包括人民网、光明网在内的官方喉舌媒体就率先一边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一边宣扬司法公正和公开，意欲营造出中国法制社会的曙光。延续至9月初，再由《法制日报》和《检察日报》联手推出超过10篇的系列报道，算是对已有“曙光”的助力。不过二审维持原判后，这种依靠言论性文章抢占舆论主阵地的做法并未延续。
乐观派看到了薄案背后的法治意义和正能量，改革派则更愿意借助薄熙来做最后一搏，以防止文革死灰复燃。不妨将时间线拉回到2011年的重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邀请了来自各地的108个演唱团体的超过10万人一同汇聚在重庆奥体中心，挥舞红旗，唱诵革命歌曲。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亲临现场，为红歌会致辞。可如果薄熙来在这一天检查自己唱红歌的画面，他会发现自己站在主席台上，下面是数万人挥舞着红旗冲他欢呼。按照《南华早报》的类比，这一幕像极了那副著名的历史镜头：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下面是挥动红旗的红卫兵。
从众声喧嚣到黯淡离场，从权力巅峰到铁窗囚徒，薄熙来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曾担任文革后“四人帮”辩护小组辩护律师的张思之提出的忧虑不无道理，“薄熙来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现行体制内，作为地方一把手有着过大的权力。从而也导致追求权力成为他一辈子的唯一目标。他如果有再多的权力，那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
值得庆幸的是，薄熙来没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同样应该警醒的是，下一个薄熙来，或是下一个毛泽东会不会出现呢？“因为缺少对权力的平衡和监管，发生在薄熙来身上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名其他官员身上。对很多像他一样级别的高层官员，追求绝对的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张思之如是说。
薄熙来在重庆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追求并彰显绝对的权力？2011年曾受邀前往重庆参加座谈会的《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现身说法。“其实没有人监督一把手的，所以一把手可以做很多事情，为所欲为，别人不敢提意见。”周志兴还附带了一个小故事：薄熙来喜欢坡屋顶的房子，他到重庆以后，让把平顶房都改成坡顶。然而，重庆是山区，老百姓要晾晒粮食，只能在房顶上晾，坡屋顶晾不了。但是一把手讲了，下面又不能不执行。后来下面的人就把薄常去的地方改成坡屋顶，不常去的地方就不改了，并找了个他心情好的时机跟他解释，这才罢休。
现正奔走于各地网罗学者，试图与中共高层纵论宪政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更愿意追究薄熙来的政治遗产。说到政治遗产，又不得不提到毛泽东，提到“文革”。因为薄熙来在重庆大兴的唱红打黑，就是在沿着毛时代的路径高歌猛进。“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的制度与社会土壤。”尽管左派话语气势汹汹，如今要发生“文革”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已不现实。然而，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薄熙来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剥夺极少数，取悦大多数，并让后者心怀感激地接受其个人极权登峰造极的极权体制。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 ，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有余，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 ，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与其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是薄熙来对毛泽东遗产的再利用，将其再次复活。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问题也随之产生。这也是很多学者的一大担忧。薄熙来的倒台及其模式的破灭只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的偶然事件，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
中国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其最新出版的新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副标题即为“从文革到重庆模式”。这位深受文革切肤之痛的学者比张千帆的控诉更直接，毫不避讳将薄熙来事件比作一场小型“文革”。并断言，“类似的小型‘文革’在中国还会发生，所以应该将它从思想和意识上根除杜绝……尽管一次历经十年、波及全国规模的‘文革’可能不会发生，但‘文革’中一些非常关键的做法和表现形式，却仍然不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言外之意是，薄熙来继承了毛泽东“文革”精髓的一部分，举起的是毛泽东这把大刀，本来已经向四面八方砍去，只是后来不小心砍到了自己。
诸如此类“二次文革”的担忧并没有随着薄熙来的彻底倒台而终结。毕竟，这厢是薄熙来黯淡离场，那厢却是毛泽东故地轰轰烈烈的纪念准备活动。只要文革的土壤还在，就不可完全避免滋生出下一个薄熙来。 (泉野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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