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个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时，全球都会集中注意力关注这样一件事：习近平主席近期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能否出台。尽管党内领导人近期已经抬高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预期，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改革对于避免经济硬着陆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但改变中国经济模式的综合性方案不大可能在议事日程之上。中国的“政治型经济”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的三中全会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从历史上来看，三中全会一直都是为改革定调的会议。比如，1978年的三中全会就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权，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旗帜下实行改革开放。1993年和2003年的三中全会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也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召开的。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而且越来越依赖于信贷创造。最近增长稍有回升，但仅仅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定，再次求助于现行经济模式的信贷和基础设施等手段。
因此，预计中共将支持越来越强烈的有关实施经济政策新原则的呼声，其中可能包括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让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和服务，从而实现再平衡，将城镇化作为下一个重要经济增长驱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
但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跟邓小平主政的时代以及江泽民主政的时代相比，当下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发达得多，社会状况也复杂得多。如今，政策制定和改革已经不是要打造强势、有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而是要达成共识，特别是在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过去20年，既得利益者因中国的这一经济模式而受益。这就鼓励政府在制定决策时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同时由于在政治方面缺少竞争，对根本性变革的阻力更加强大。综合性、全方位改革因为颠覆性太强而被排除在外。
因此，我们应该期望的是局部的、渐进式改革。作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和再平衡的驱动因素，李克强总理力主的城镇化无疑会在本次三中全会上得到背书，即便有很强的实证研究表明，成功的城镇化是经济增长之果，而不是因。不管怎样，中国还是要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复制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取得的成功。
要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就必须实施关键的、但迄今仍受抵制的两项改革。首先，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因为这个制度使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合法定居，并且使中国2.5亿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城市户口拥有者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其次，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这样一来农村居民就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让土地。
三中全会可能还会对抑制“要素价格”的税率机制和补贴机制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要素包括能源、电力、资本和水源，这些要素的稀缺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不利因素。更自由的定价将有助于提高经济和投资效益，改善资源配置状况和环境状况，尽管将推升生活成本。
预计三中全会可能也会推出金融和货币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深化和拓宽金融和资本市场，确保影子银行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并逐渐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
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比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措施可能令国有企业难以承受。尽管资本账户改革有助于政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一改革20年来进展不大。对资本外流这个不稳定因素的担忧可以理解，但这种担忧牵制了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需要解决三个重大失衡问题，但这三个问题都不大可能改变。首先，中国政府可能会维持在工业政策、资源和资本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其次，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大可能改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不当投资和国家债务不断攀升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第三，娇生惯养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相对于民营领域企业家、公司和家族企业的特权地位也不大可能会在三中全会上获得讨论。
向一个民营领域更强的、新的成功经济模式转变，特别是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还需要以真正的法治取代“法制”、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中立的合约执行体系。中共不大可能实施将破坏其权力的措施，无论这种措施的经济效益有多大。中共的实用主义态度和三中全会的改革都绝无可能让中共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作者GEORGE MAGNUS是瑞士银行(UBS)的经济顾问、前首席经济学家）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