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政府那双手 是三中全会变革的前奏

　　此次政策变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解除了资金的“拦路虎”，而且还改过去的审批制为备案制。

　　本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核心内容是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工商部门对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等。

　　笔者近日就此与多位经济界人士交流，许多人都把这一消息解读为继一系列”减税砍费”、设立上海自贸区后，“通过实质性削砍权力”来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一项重大改革，多经济界同仁认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前奏和序曲。

　　这一政策首先标志着长期困扰创业型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问题成为历史，或者说没有注册资本概念了，有点类似香港的“一元公司”机制。南京工商系统一位“搞了一辈子企业登记管理”的人士不无惊讶地说。当然，办企业不能没有资金门槛，但过去门槛越高并不意味着诚信度越高，实力越强。因为有个”小葱拌豆腐”的潜规则大家都明白，所谓的注册资金许多都是可以变通的，只要你愿意来投资,政府的招商部门甚至会介绍专业公从事工商垫资业务的机构零距离服务。这些专业中企机构提供所谓的代垫资服务，并从中收取可观的服务费。传统人为设定的高资金门槛，在孽生了灰色寻租经济的同时，必然加重创业成本和负担。取消注册资金的“拦路虎”，对创业者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笔者最近曾就创业型企业的“几大难”开过一个座谈会,一位老板是搞餐饮的，他感叹说，税务、工商、环保、质监、消防、卫生防疫、街道、城管等七所八所轮番上阵，“梳篦子”似的弄得企业鸡飞狗跳，不堪重负。他们开的这家潮州酒店还有两天就要开业了，质检局突然来几个人，突击检查厨房煤气灶具，说你这灶具火头有问题，要派人来查，结果未出就不能开业。明明是正规渠道进的货，碰到这阵势只能找人梳通打点，以保证按时开业。“每个来的都不会空手走”，不是罚款就是“撕票”——收费，稍迟两天交就威胁“再不交责任自负”。

　　在中国做企业真难！谁都可以来敲打敲打你！开在南京最豪华商场内的这家饭店，每月除交给所在大楼管理费数万元，垃圾泔水的处理合同中都明确由商场负责。但开业前城管依然甩来一张近万元的垃圾处理费，饭店开在楼上，垃圾处理跟城管八杆子打不着，是环卫所的事，但城管说“家家都交”，你不交“就盯着你搞”。婆婆多，费比税多，多如牛毛，好不容易盼来点减税的甘霖，城管、街道等单位两次一上门，就把那点可怜的减税利好给“对冲”个精光。经营者成本就是管理者的收入，所以，有些地方的城管，在它“码头”上光一年的收费就吓死人。

　　细读此次重大的政策变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解除了资金的“拦路虎”，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改过去的审批制为备案制。有些行业过去从筹备到工商部门领营业执照，中间会面临许多复杂的“前置审批”，比如经营医疗器材的，要有医疗卫生防疫和药监部门的审批许可，工商企业要有质监、环保、消防等部门的多道审批，有时一些复杂的前置审批要盖若干个章，让你“跑断腿”都盖不完，新制度实施后可以象年轻人的婚礼一样“先领证，后办酒”，先解决合法化的问题，企业先领营业执照，常规性生意先做起来，前置审批变后续补办手续。

　　长期以来，在政府主导要素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内部，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过高、“摩擦系数过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些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对各项经济活动绝对准入条件。无所不在的管制和准入限制，制约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创业活力。而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心论使得发展中经济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为代价所创造的巨大产能，源源不断地通过顺差和货币升值模式补贴发达国家。这种逆向反常规循环，系统地损害了民众的创业动力和消费潜力。以行政权力压低资源要素成本（如对征收土地的低补偿和高价出让）、以行政性手段增加民众创业负担，以牺牲内需来发展外向生产，以阶层区别来设立歧视性的、多层次、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反市场机制的。当下的种种困境和矛盾，正是长期管制扭曲的结果，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垄断和管制型市场是交易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市场。放开管制，就是要给每一个市场主体以确定的政策，建立公平的营商环境。如果经营者面对的是不确定性的政策和环境，他的投资经营意愿就会下降，那不仅是经营者的损失，也是政府和社会的损失。经济进入中速区间后，一些地方投资热情下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管得太多，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被捆住了手脚。一些部门拥有绝对的“过头权力”，他们对地盘上的企业，象手中拿着的一把算盘，想拨哪个就拨哪个，想怎么拨就怎么拨，如果那样就会增加经营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衍生出大量的“过头税”和“过头费”，导致投资、创业的意愿下降。

　　经济相对困难的时候，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全民的创业创新热情，是个重要课题。创新对经济影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新技术上的推动来实现，但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需要积淀，不会突然垂青于你；二是通过深刻的制度变革来推动。在经济低迷时期，制度创新往往是激发创业创新能力最好的手段。选择创业的人多了，自然能缓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带动经济走出低迷，走向更好的景气区间。

　　中国拥有幅地广阔的内需市场，有勤劳善良智慧的民众，过去30多年间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迁造就了许多优秀创业家。实践证明，在长期管制型的经济体内，每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和创新都会实质性地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回望近一年间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一系列实质性改革，此次改革动作的力度最大、最具革命性意义，是实质性地“削砍权力”而不只是过去简单的放权。过去光说放权，放来放去，这边放、那边拾，“权杖”是迷人而又极具诱惑力的，谁都不想丢。“权杖的接力棒”在政府体系内封闭运行，企业并没有因此更加有活力，有时“十龙治水”，“婆婆”越多麻烦越多。

　　当然，作为一项重大改革措施，顺利推行需要系统性配套支持，政府、企业和创业者都要有这样一个共识，在解除管制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更加透明的信息公开体系、责任认定机制和具有高稳定性、可靠性、透明度和程序合法性的社会仲裁及法律服务体系，企业经营行为必须更透明，这项新政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也才能避免以前种种“挤牙膏”、“发糖果”式象征性政策落地难的负效应。

　　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习惯了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在慢下来，需要勇气和担当，全社会都需要增强耐受力，耐得住寂寞。而耐得住寂寞的经济体，首先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政府，要管住自己过去“闲不住的手”，在淡化权力意识的同时增强服务能力，真正从强势管制型政府向亲民服务型政府转变。（陈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