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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眼中的“若干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对于三中全会的改革,我们不知道会改什么,但大致知道不会改什么。
在中国每天都有无数的会议召开。但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关的关键会议,大致可以区分成三种。一种是政府部门的会议,一种是民意机构的会议,一种是党务会议。过去十年中,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政策,基本都是由最高一级的政府部门也即国务院直接推出,比如2003年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4年的取消农业税、2008年的四万亿救市计划。民意机构或许也会对其中的某些政策做合法性确认,比如2004年3月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包含取消农业税在内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的表决。
而党务会议,特别是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最大的作用在于解决人事问题。中央全会也会在体制问题上,做出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但很少会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出台。过去十年中,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决定》之后的指导,都是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很少涉及具体政策改革。本次三中全会最后将通过的某项决定,想必也是如此。
所以,有鉴于此,针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项意见,我们大致可以有个判断。
首先,因《华尔街日报》报道而名声大震的刘鹤,不可能在此次党务会议上发挥太大作用。虽然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习近平亲口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但我们知道,刘鹤是宏观经济的专业人才,他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的直接上司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他处理的是具体的宏观经济问题。而本次党务会议,要解决全局性问题,刘鹤即便参与其中,也只能是在宏观经济的方向上有所贡献。本次党务会议的讨论文稿,实际上,应该是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之下,由一个跨部门的临时机构执笔完成。
其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383方案”,也即“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方案,更不可能与三中全会有什么关系。国务院系统有多家智囊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务院研究室,这是一家国务院直属机构。其副主任石刚,从今年七月开始,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如果要出台什么政策,必然要有研究室的调研与论证。除研究室之外,归国务院领导的智囊机构还有中科院、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名字里面顶着“国务院”三个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但他们只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会接受咨询,但无权参与决策。
如果社科院发布一份报告,我们会认为这将代表中共中央意志吗?显然不可能。回顾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前的一些报告,比如2012年2月27日,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等建议,当时还遭左派学者杜建国闹场,惹出不小风波。此报告进入政策层面了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说了,三中全会是一次党务会议,党务系统本身也有众多智囊机构,为何要舍近求远,去推行国务院系统的边缘智囊机构的一项计划呢?“383方案”之所以最近大红大紫,或许与刊登它的某家强势媒体的引导有关。
以下我们进入本文的正题,本次三中全会,真的会做全面深化改革吗?
我们现在对于三中全会最可靠的信息,来自于中央政治局在8月27日和10月29日两次会议之后的会议简报。10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作为一个民间的作者或读者,我们显然不属于他们的“党内外一定范围”。但我们通过此信息也可知道,11月12日,当三中全会结束之际,最核心的一步应该会是全体与会人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果我们要预判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那么关键谜团在于“若干问题”四个字。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哪些“若干问题”值得提高到“全面深化”的程度?中央政治局的判断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在我眼中,如果真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下五点是绕不过去的。第一,意识形态问题:姓资姓社?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可以延缓问题的爆发,但不能取消问题。第二,经济问题: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第三,制度问题: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在地方债高度积压,财税面临重新调配的关头,此问题十分关键。第四,社会问题:是否放开户籍与人口政策?第五,政治问题:要不要落实宪政?
所有的改革不会从天而降,根据十八大以来近一年的观察,我们知道中央办公厅曾在今年四月份对内发布过一个“九号文件”,其中提及当前政权所面临的第一个危险,就是“西方宪政民主”。所以,本次三中全会,在政治问题上肯定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革动作。第四项社会问题,涉及具体而细微的政策变化,将来必然会通过政府层面来推动,也不是党务会议能解决的问题。第三项制度问题,也涉及细致的行政事务,即便党务会议有所涉及,也是大方向性的指导,不可能有具体政策出台。本次三中全会,如果要触碰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关键问题,那么只能是对意识形态问题和经济问题下手了。
从今年以来的各项政策来看,确实有重启姓资姓社争论的可能,而国务院快速通过上海自贸区方案,简化公司资本登记制度,确实有进行经济改革的意向。但我们细致阅读最近几个政治局会议的文本,丝毫看不到在这两大问题上的突破。
中共中央眼中的“若干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对于三中全会的改革,我们不知道会改什么,但大致知道不会改什么。(李永峰,香港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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