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抱过高期望

　　尽管中国目前急需一场全面的改革，但是，过分期待中国将在11月9日至12日期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并不现实。在会议日益临近之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此次会议只能推出有限的改革。

　　随后的两个月里，各大咨询机构、投行以及经济学家们，纷纷表示他们期待中国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甚至期望习李能开启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深圳讲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改革。

　　就在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之后，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对外公开了其为全会提交的一份被称为“383”改革方案总的报告。这份报告因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牵头而备受瞩目，刘鹤的另一身份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关键智囊之一。

　　该报告勾勒出一幅详尽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并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开放市场、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等方面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设计。该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期。

　　各界的热烈期待并不难理解。此次会议毕竟是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宣布他们为中国今后10年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层会议。这些大政方针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走向。

　　而且，由于中共历史上历届党的三中全会的示范效应，各界一直对三中全会抱有较高的期望。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结束了阶级斗争，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多年的高增速阶段；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启了中国走向商品经济之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

　　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够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限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大幅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终结养老制度的双轨制等。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此次改革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在各个领域，基本还是在原来基础上的调整，并未触及深层次改革。

　　英国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联合做出的报告认为，不能指望三中全会提出更多改革细节，因为那不是党的职权范围，党只能在方向性问题上给出指导意见。

　　上述报告说，不应对本届会议出台激进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特别是由于牵扯到太多、太强的既得利益阶层，任何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举措都很难出台。

　　确实，外界普遍对国企领域的改革并不抱过多预期。在经历了国企重组、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看似眼花缭乱的改革后，国企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撼动极为困难。

　　欧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瑞银集团在今年9月份的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中也认为，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几年的改革制定方向和框架，但不太可能公布太多细则。该报告还预测，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以土地改革为例，瑞银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这一判断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房地产报》在今年9月份报道的内容相一致。该报援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官员的话称，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所以该报认为，新土改难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突破。

　　上述这份由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牵头研究的报告并不是非常悲观，该报告虽然提醒人们不宜对改革期望太高，尤其对未来十年所有重大改革措施的路线图或具体时间表、立即重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对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以及土地改革出现重大突破等不要抱有太高期待。但报告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新一届政府不能现在推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瑞银的理由是，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将会逐步启动许多改革措施，包括金融市场改革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之后再推进更加艰巨的改革，但报告并未具体解释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改革。瑞银判断，未来1-2年里，即使没有重大改革出台，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仍然充裕的国内流动性，中国经济仍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中国现代史学者、曾经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吴伟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持不同看法。他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在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经济改革措施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

　　吴伟参加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他认为，不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在改革上取得突破，关键之一在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在改革上都具有普遍共识，且当局包容并蓄，心态开放。

　　“但现在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现在的社会是撕裂的，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期待差距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而当局在意识形态上收得越来越紧，却极力在经济改革上释放宽松的表象。这很矛盾，30多年的改革历史证明，要搞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开放宽松的舆论环境，”吴伟说。

　　他认为，在当前这种政治气氛下，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改革方案，必会在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下搞得虎头蛇尾，即使能出台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也大多会半途而废。

　　但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又不得不考虑改革推进不到位所造成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依靠投资拉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高层认为不可持续，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人口红利也已经不存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也清楚，未来，也只有依靠进一步的改革才有可能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

　　在这个时候，高层面临着挑战，只有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不陷入危机之前向纵深推动改革才是唯一的路径。否则，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承诺就只是表面上的信誓旦旦。

　　很多人还记得，李克强在其成为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的话：“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人们当然期望有意外发生。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文章称，当初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能拿出怎样的改革措施，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也不抱希望，但结果却是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解放了中国生产力。（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