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为决定中国未来十年走向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9日正式拉开帷幕，包括376位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在北京一家隶属于军方的酒店里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在会议正式召开前，舆论场上对会议可能涉及到的改革议题已产生了三轮激烈交锋。从“383”方案被误读到中国改革“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被热炒，再到前一日《人民日报》以整版刊文解释“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三中全会的改革图景在交锋中逐渐显出大致轮廓。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 方案，以其大胆的自由化指导思想广受关注，后来被确认并非提交给大会审议，只是一份研究报告。国研中心相关人士也表示，“383”方案被误读，且导致制定者压力巨大。而“383”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该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刘鹤被认为是三中全会改革方案起草组负责人，国研中心还拥有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大批学者。
在大陆媒体热炒“383”并将其视作三中全会的“御用”方案之际，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的《“383方案”与三中全会》，称尽管“383方案”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传递出重要信息，但不能简单与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划等号。方案毕竟是由国研中心拟定的，并没有各个国家部委的参与，而三中全会方案则需要取得各个部委的支持。换言之，“383方案”代表了体制内的“理想方案”，三中全会方案将更为折衷。
紧接着，中国改革“政治向左经济向右”又被媒体热炒。经济专栏作家吴晓波直言中国改革“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是不可行的。“政治向左它管制加大，首先是思想的管制，接着就是资源的管制和行政手段的管制。但是经济向右就一定是自由化，就要求市场化，自由化，法治化，所以这两者之间天然的就存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大的冲突性。我认为最大的选择性妥协，在看得见的未来还是妥协，还是中央集权和自由市场改革之间寻找到一个恐怖平衡点，是个妥协。现在很多问题它都是一个不妥协的结果。”
《纽约时报》也发表《政治宽经济严，中国改革议程两难全》的报道。报道称，中共试图在加强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进行由市场驱动的全面经济改革。这个议程充满了矛盾。文章称，今年大部分时间，中共都在开展加强意识形态统一、加大对网络和大众媒体的控制，以及清除自由派政治观点的运动。但这一观点恐怕得不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金加里有关中国网络审查报告的支持，该报告认为，中国网络审查和他国并无不同，不针对异见观点，只是防止群体性活动。《纽约时报》还称，中国改革可能会在经济改革上迈出大步子，包括金融自由化，土地制度改革以及鼓励更多私营企业的竞争，但国有企业和他们在政府的后台会对此极力阻拦。
383方案
与《纽约时报》看法不同，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经济改革不会有太多新提法”。“为什么我说经济改革亮点少，因为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一直在推行，因此此次三中全会不见得会出现较新的提议和说法，改革力度不见得很大。例如历次三中全会都提到国企改革，但国企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分红，国有资本如何运作等问题，其实从始至终都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只不过执行力不佳；例如金融改革仍然还是我们过去讲的那些，比如支持非公经济，中小企业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民间资本主办银行等。因此，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但失望不代表改革没有向前推进，只是说这些改革的内容在过去都被不断提到过，这次不会有太多新的提法。”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分析，认为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主要讨论经济改革，但中国领导人此前有关将进行广泛改革的言论暗示，中国领导层将为政治改革留下一些余地。不过报道也留下转圜空间，督促外界不要太过急切地等待重大政治改革，因为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政治改革” 与西方所定义的政治改革非常不同。“如果用自由选举、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国际研究人士通常用来衡量政治体制民主程度的指标来考察，中国的政治改革离这些标准依然有点遥远。”
围绕三中全会的改革议题，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所以改革的急迫性尤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当下进行改革的一大背景是转型中的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这种现状的第一种表现是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第二则是一些公共机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第三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欣新亦指出，中国之所以步入风险期，就是因为自己在某些物质领域的积累虽然达到了一定的丰富程度，但是社会成熟度还不足，就好比一个少年，虽然已经拥有一米九的身高，但是年龄还只有十二三岁。整个社会都需要不断在改革进程中历练才能早日度过这个风险期。
除了“383”方案和政左经右外，另一场激烈交锋则缘起于《人民日报》前日整版刊文解释“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此“万言书”视图理清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对邓小平及之后领导人的评价、中共建国后形成的正确观点、坚持毛泽东的哪些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意义等几个方面。
这一提法最早是由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人民日报》适时推出的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反对制造“两个三十年”互相对立，不仅是历史时期的对立，也包括改革领域的对立。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最高党报在三中前推出此文，为毛泽东热降温的迹象明显。
从持续不断、提前登场的激烈交锋也可以看出，中外对此次三中全会期待很高。《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文章《三中全会将检验习近平推进改革的能力》中写道，此次会议有望让人看清习近平的强有力究竟只是徒有其表，还是他确实拥有像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和远见，能够推动中国走向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习近平的风险在于，将自己塑造为中国的杰出领袖并引发如此高的改革预期后，如果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达不到邓小平时期的程度，或是公众预期的程度，势必会受到舆论责备。
(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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