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中全会的报道，西方媒体经历了从“哀叹”到“惊叹”的过程，惊的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但在某些方面，西方媒体并未读懂，对于中国国有制经济扮演的角色、国企改革等始终以西方的观点作参照；在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方面更是雾里看花；而对开放单独二胎和废除劳教制度的解读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而根本上的一个误会在于，西方媒体会有意无意地拿苏联作参照，纠结于共产党“是否会放松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这样一个意义不大的问题。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全会公报发布，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用了三天的时间，而这三天时间让大部分西方媒体对全会的观感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12日，大部分西方媒体“哀叹”公报只是一份语焉不详的官样文章，唯一的亮点，即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被“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性地位”所掩盖；而在15日《决定》公之于世后，西方媒体惊呼这份改革纲领的深度和广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期”。
西媒的惊讶，在于《决定》压缩国企的垄断空间，在于水电气等基础性资源交给市场的动议，也在于单独二胎的开放和劳教制度的废除。当然，《决定》的通过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此宽泛、庞大的改革纲领不可能一步到位，《决定》提出的时限是到2020年基本完成任务。于是，惊讶之余，西方媒体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如改革为何没有明细的时间表，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会否又是一次中国式的敷衍了事。
当然，多数西方媒体认为这次改革确实是要“动真格”了，“奥地利股市之父”、索罗斯投资伙伴罗杰斯（Jim Rogers）的看法有代表性，他认为自己从中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以往的政府想要变革，却都受官僚政治掣肘。可新领导层一切顺风顺水，而且还赌上了自己的声誉”。但西方媒体果真完全读懂了改革纲领吗，从上述转变来看，一些东西还需要慢慢消化。
以国企改革为例，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是“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让不少西方媒体眼前一亮，并将压缩国企垄断的程度、公有制控制的领域多大程度上能向市场开放视为改革的标杆。而《决定》中一笔带过的“市场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难免让一些西方媒体一头雾水。
如《金融时报》就称，中国政府掌控经济制高点的现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仍然受到保护，中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也称，国有企业仍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中坚，私人企业仍将受到抑制。路透社的报道同样认为，中共并不急于打破主宰诸多经济领域的垄断性企业，而是采用更现实的策略，缓慢地挤压国企的空间。
西方媒体的“失望”，或许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结果。以英国国企私有化为例，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执政的十多年间，国企私有化涉及约50个行业、近三分之二的国企，堪称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典范，使得英国经济摆脱了颓势，但私有化也对社会公平和福利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在中国，国企的存在不仅是意识形态决定，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天下公器的象征，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体现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对社会牢固控制力，单纯以西方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自然会出现偏差，而中国国企承载的重量，也远非凯恩斯主义后西方国家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比拟。
更何况，中国的国企并非全然是累赘和低效率的代名词，而且按照《决定》规划，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将提到30%，将其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另一方面，《决定》提出国有资本的运营应该向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着重提出了公共服务、国家安全等5个领域，相比之前笼统地讲要国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性的行业似乎又迈进了一步。因此，国企改革并不能简单地拿是否“私有化”，是否仍是“经济政策的中坚”论成败，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更何况还捆绑着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恐怕比英国国企的变革棘手多了。
在这轮改革中，单独二胎的开放和劳教制度的废除成为关注焦点，在其报道中占据主要位置，几乎为绝大多数报道的题眼，同时也给予了相对正面的评价。但西方媒体往往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解读这两项改革。如美国CNN称，这两项举措旨在“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华盛顿邮报》则援引人权组织称，对一胎政策“有限的变革”让人失望，只是废除劳教制度还差强人意。英国《卫报》报道则称，劳教制度后来成为打压异见分子的工具，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分析人士班魁林（Nicholas Bequelin）称，由于劳教制度与政治迫害紧密联系，中国数十年来面临废除该项制度的压力，如今得以废除“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但这些政策转变并不只是“人权”二字所能概括，以开放二胎为例，需要的是中国在粮食安全、社会保障、配套公共服务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尽管不少分析称二胎开放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婴儿潮，但在中国巨大人口基数的前提下，变革作为长期国策的计划生育势必要慎之又慎。在不少西方媒体那里，“人权”就是个筐，不管是一胎政策还是劳教制度，只要比较符合共产中国在他们眼里的“专制”形象的，就统统可以往里装。就如《纽约时报》在其社论中说的，在中国威权统治的背景下，放松二胎和废除劳教可谓“真是惊人”，一胎政策体现的正是国家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力。在中国，国家掌控个人生活的能力的确能让的美国人瞠目结舌，但具体到国策层面，却绝不能仅仅拿人权这一个标尺去衡量。
由于改革的事项纷繁复杂，西方媒体的解读有应接不暇的感觉，一些方面有种“看不透”的感觉。例如财税体制改革。对于这一块，不少西媒首先想到的是地方财政的债台高筑、卖地财政以及大规模借贷对利率改革的影响。而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原因，则是大量事权的下沉，出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情况。而此次财税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适应，而《决定》提出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中央事权的领域，在中央和地方承担共同事权的领域理顺关系，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负担事权支出责任，最终目的是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项改革属于政府治理中很关键的步骤，但一些西方媒体却忽略掉了。
总体而言，西方媒体在报道中一个普遍误会是纠结于共产党是否会放松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有意无意地拿苏共的改革作参照。所以得出的结论基本就是，改革无疑会推进，其深度广度尚可称许；另一方面，一党专政在改革的过程中还会得到强化。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放松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控制，打压异见分子、管控互联网的工作甚至会强化”。《纽约时报》的一句话概括很具代表性：“习近平相互冲突的课题是：让中国经济对市场因素更敏锐，让中国百姓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上有更大的自由，同时固化传统的一党专政。”
这些报道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一党执政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也是任何改革的必然起点。或如邓小平所言，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中国目前最大的道理就是发展，要发展就得稳定；或如一些新威权主义理论家所说，习近平抑制政治参与的激增，就是要为改革创造一个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忽视了这些现实，媒体的报道或是不得要领，或者就是毫无意义。 (章了凡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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