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是2013年关于中国的热门词汇之一。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以及细则被认为是观察中国未来走向的最好窗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文件中，对上海自贸区也作出了具体的描述，这也成为上海自贸区成为当仁不让的全球焦点。
上海自贸区的成形代表了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在国际分工合作中，中国对外需要更加开放的窗口，并且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尽管目前来看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形态仍然值得探讨，但中国需要一个平台与世界对接，上海自贸区依托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成为中国领导层最好以及最实际的选择。对内来看，面对着改革的藩篱，中国也需要一个对内展示的窗口，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身处中国最为市场化的区域，上海自贸区也成为最为明智的选择。
如今的上海自贸区，大量的企业开始选择在此落户，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的举措，但却不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真正的难点。
真正的难点在于金融开放的举措，在漫长的等待后，央行出台了支持上海自贸区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尽管在金融实务操作上作了大量的有益尝试，但在资本账户开放、利率市场化以及汇率形成机制上，央行却仍然惜字如金，这也明显表达了央行的谨慎态度。
时不我待，中国的开放必然将伴随着金融市场开放，这其中资本账户开放将是题中应有之意，那为什么中国不愿意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呢？
简单来看，一旦开放资本账户，将对国内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冲击，同时一旦开放将不可逆转，这将使中国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政策决策者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么？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开放资本账户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在控制之中了，记得今年年初大量的出口虚增，大量企业在背后通过出口项下的操作，将大量热钱输入境内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企业在利用经常账户进行资本账户项下的操作，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 不断发展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对金融开放造成了倒逼效应。
从利率市场化来说也是如此，如今普通居民已经在紧盯理财产品而非银行存款的收益率，这也表明利率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并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反而这也是他们希望推进的，但真正制约其决策的，是以下的几个问题：首先，大规模资本流入造成人民币升值，这造成出口竞争力的下滑；同时，由于资本单边流入，中国面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压力；第三，金融机构和企业过度参与跨境套利，已经对金融健康造成侵蚀。
这些问题却也不是一朝形成，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已经面临严峻的资本流入的压力，而现在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政策值得深思。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日新月异，央行维持“谨慎”货币政策数年之久，这反映了一种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并有前瞻性。
上海自贸区在此刻的操作却反映了央行仍然在考虑未来的政策选择，比如在资金的划拨上，上海自贸区的账户几乎完全视同于离岸账户。即使如此，未来如何真正避免自贸区账户被用于监管套利，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台湾为例，其也通过严格的隔离将离岸账户(OBU, offshore business unit)与境内金融体系（DBU）分开，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即使在境内外利差很小（台币的利率与美元十分接近）的状况下，其也仍然面临着相当对于监管套利的担忧。
综合这些问题，适当的政策选择和次序将显得十分重要，比如说中国应该以我为主，加快利率市场化，以抵御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此外应该鼓励资本双边流动，中国大量的民间资本亟待流出，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步找到回归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内经济的相对减速也有利于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也有利于避免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扩大。从目前的经济工作定调来说，中国官方似乎仍然有一定的犹豫。但市场已经充分考虑并消化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7%左右的可能性，而对于中国来说，7%的增速也仍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变得越来越大，与10年前相比，7%的增速将创造比过去10%以上经济增速近三倍的新增财富效应，这对于一个逐渐复苏的欧美经济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结合。（专栏作家 刘利刚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