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下海潮将再现 北京需关门打狗

　　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后，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联手展开的强力反腐、整顿干部与公务员作风的“运动”开始初见成效。但经过一年反腐取得的最为关键的成效并不是抓获并处理了多少官员，而是让中共各级官员不再抱有“反腐幻想症”。更多的官员开始明白，习、王领衔的反腐不再是轰轰烈烈的光打雷不下雨，而是真真切切的、力度迅猛的、长期化的制度性反腐。

　　从财政透明、缩减三公开支、清党整风，到对贪污浪费与奢靡之风的零容忍，再到刚刚推出的限制公款印制、邮寄台历贺年卡之类的细节反腐……不断地提高了官场腐败成本。有众多分析人士称，中共连印制贺卡等这么微小的事情都要管，只能说明两件事，一是官场腐败花样百出，积重难返；二是习王反腐细微到这样的“恶小”都不会放过，可见他们反腐的迫切性。同时，如此力度的反腐势必会造成另一个现象，即中国官场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潮。目前已经有一些迹象开始显现官员的下海趋势，但大规模的官员下海可能在2014年的下半年发生。

　　反腐亮真剑逼退官场暗鬼

　　习近平誓言要让公平正义之手清除共产党内的污垢。从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到2014年元旦，上万名违反中共中央“八项规定”的官员被查处，其中省部级高官达19人。这样的反腐节奏让不少官员感到震撼。更可怕的是它还在继续——中纪委派出的第二轮中央巡视组目前仍在各地巡视中，其高压态势，已经让一些贪官坐卧不宁。逢节必搞的“节日”反腐更是步步紧逼，容不得各级官僚们存一丝侥幸与喘气。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出台，更是被看作中共对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进行的顶层设计。

　　中共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潮，将是习王反腐重拳震荡下，以身家不干净、不堪精神压力而逃离官场的官员为主。或因看到今后投机无望另寻他路，或因之前有贪腐劣迹害怕东窗事发而选择走为上策。

　　近期官员脱离官场的现象已经初现苗头。2014年新年伊始，出身于政法系统的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任覃朗辞职下海，成为近6个月广州市第四位被证实辞去公职“下海”的处（厅）级官员。另外三位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分别是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孙雷，以及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某区旧城改造办主任。虽然目前中国媒体称之为从官场到商场的一种“自然流动”，但是不排除此种流动是在反腐利剑威吓下，跳转到商场洗白官场黑钱的可能。

　　所以，有观点认为，中共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潮，并不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引发的官员下海潮。当时，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向往在市场内一展身手的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引发了中共政坛上的第一轮官员下海潮。冯仑、郭凡生、陈东升、薄熙成、田源、王运正等人，便是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中的代表人物。

　　特权剥离投机者抬脚走人

　　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上台的习近平抛出了著名的“习八条”，提倡厉行勤俭节约，廉洁从政。“习八条”的出台为其执政期的整党治吏定下了基调。后来的军队“禁酒令”、反“四风”以及“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种种论述，无不是围绕官场整顿展开。期间“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用词，更是让人联想到刀光剑影的森森冷意。

　　至2013年年尾，中共官场整党治吏的风暴不但没有任何收敛之势，反而愈演愈烈——12月11日，中共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文称，要从住房、办公、公车、秘书等各个方面开展对官员福利的统筹制定，以预算改革推动官员待遇标准的严格执行；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媒体称为为“民告官”难题开药方……这些吏治举措，逐层剥离了官场特权，给官员戴上了“紧箍咒”。受此影响，很多官员感慨，现在官不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甚至有些官员还生出不小的怨气，将此称为“官不聊生”。当然，更多的官员已清晰地认识到，习王都是“狠角色”，他们联手进行的反腐仅仅在预热阶段，后面的反腐力度可能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反腐雷声论”、“反腐侥幸论”正从各级官员头脑中剔除。

　　虽然“官不聊生”的感叹被媒体斥为“矫情”，但是据此也可以预料，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对反腐整风的逐步深入，原本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共官员将会“泯然众矣”。没有了种种特权，还要受到比一般民众更多的条条框框约束，投机无望之下，定会让一批“有心”官员抬脚走人，另寻他路。

　　灰色收入被砍公务员成鸡肋

　　巨大的隐形福利和灰色收益，让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吸引了大量的精英人才。众多月入超万元金领、白领们纷纷抢滩公务员，甚至出现了“硕士博士争当城管”的新闻。大陆媒体刊文分析过去几年灰色收入膨胀的原因时称，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导致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条件。据统计，中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在2006年就高达2万亿元。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

　　而随着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公车改革、养老、医疗并轨等一些延宕多年的改革重头戏加速推出，公务员这个“金饭碗”，如今正慢慢褪去昔日的光辉。而中纪委2013年5月开始的“清卡行动”和中央四部门6月联合发布的《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更是让以体制内灰色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基层公务员的收入预期大幅下降。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句反映婚姻的名句，如今用来形容中国的公务员似乎再适当不过了。虽然2013年的公务员报考依然火热，但很多中低层的公务员已经有了离职转行的想法，“社会上的机会这么多，干个什么不能赚这几千块钱？”

　　目前，也有声音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理念方面将市场的作用空前强化，首次表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一部分官员而言，或会因此而离开官场，投入市场的新机会中。但是，在经商自由的今日中国，这不会是新一轮官员下海潮的主流。

　　习近平强力反腐催生的这一轮官员下海潮，必将是以一场问题官员悄然逃离为主的官场流动。对于这样的官员，从制度上如何追责？就算官员离职前没有贪腐渎职的问题，官员离职经商后，如何限制他们利用之前的官场关系大搞不正当竞争，这是中共需要应对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共一定要防止官员“带病下海”，对他们的离职审计一定要严上加严，并且务必要设定责任追索期，在追索期内一旦发现重大问题，必须按官员反腐要求处置。不能让官员在这一波的下海潮中，带着灰色的金钱与资源“轻松”离开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