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走向改革前台 面临的最大难题

　　2014年3月1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两会讲话中称，要“推动人大工作迈出新步伐”“塑造人大新形象”。号称对中国全面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早已透露出要改变人大橡皮图章角色的意图。三中《决定》指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若果真如此，中国人大和他的新委员长张德江势必将走向中国改革的前台，担起为新一轮大革新夯地基、搭框架的重要工作。张德江能否借助习近平掀起的改革契机赋予人大制度“新的思想内涵”，让这枚长期的“橡皮图章”真正的变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杖？值得外界关注！

　　现代国家必设议会以标志其属民主国家之列。早在1939年10月，中共就告示全国：中共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对此，“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

　　1949年，历史翻到新一页。从人民政协的召开到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举行，中共的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可惜好景不长，其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代替了以法治国，人民代表大会无法正常履行职能。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要伸张民意，行使人民主权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据《李鹏六四日记》的记载，1989年5月10日下午，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不顾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反对，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这显示了万里决心发挥全国人大在关键时刻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要国务院“汇报”学潮问题、腐败问题的整顿工作。“审议”游行示威法，明显地把李鹏置于被审议、审查的被告地位。这是中共建政后，全国人大对中共中央的一次正面挑战，公开发出与中共中央不同声音的决议。

　　当年的5月26日，万里提前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被当时的中共高层直接安排“先到上海休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本可以发生的人大弹劾总理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六四过后，中共意识到关键时刻人大可能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危机，在任命上安排了政治局常委担任人大委员长，让全国人大直接委身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对于地方，则在1992年直接发文提出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于是在中国，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将党的指令（如人事任免）、建议（如修宪）、决议（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工具。

　　很多评论人士把人大看成是中国保守派的大本营，是改革派的对立面，这种印象从陈云（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鹏开始，在吴邦国的10年任上持续加深。颇具讽刺的是，吴邦国刚出任人大委员长时就强调，全国人大不能再当“橡皮图章”了。但这位被民间冠称为“不作为”的人大委员长，在其任上提出的“七确立”与“五不搞”曾引发海内外一片哗然。

　　人民代表代表谁？

　　每年初春，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会议（通称“两会”）同时召开，构成中国政治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坊间通常关于政协与人大的认知乃是政协会议开放自由、人大会议拘谨保守。此种认知是否经得住事实的推敲，则似乎从未有人进行过严格求证。然而，多年来，人大制度的运行与社会的期许之间的鸿沟，却丝毫没有缩小的趋势。

　　近年来，每年两会期间公布的人大代表名单显示，人大代表里有70%左右为各级官员及中共党员，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共的人代会，早已脱离了群众，成了中国权贵的舞台。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从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始当选，直至今日一届都未曾落过的山西团代表申纪兰。这位被网友调侃为“神兽”的老太太，官至正厅级，却一直以“农民”代表的姿态出现。以致中国媒体忍不住纷纷发声，问她代表了谁？

　　近些年中共将民主发展的重点放在基层群众民主、党内民主两个层面。在此思维之下，对以人大为载体的国家民主处于一种流于形式的尴尬状态。人大到底是权力机构还是决策咨询、决策优化的机构，在各级党政领导心中亦似未得到清晰的认知。

　　1月14日的中纪委三次会议上，针对2013年年初的湖南衡阳贿选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份并未全部公开的讲话中，习怒斥该事件是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誓要正本清源。该事件中，44名企业主，28人以农民或者一线工人的身份当选，习近平对此反问，人大代表身份失真，国家权力机关还如何代表人民利益？！

　　张德江面对的挑战

　　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2013年11月召开。在这场号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外界多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身上，而多维在《中国大改革启动 张德江走向前台》中报道认为，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委员长、在政治局常委会内排名第三的张德江或许会以不一样的面孔出现在深化改革的阵营中。

　　2013年3月17日，当年的两会闭幕，各归其位后的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亮相阐释政治思想。随后中共已故领导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撰文，评价习近平沉着稳重，李克强进取，张德江周密，并称赞3人“合作得好，很协调”，认定他们将大有作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习李全方位的深化改革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顶层设计，而张德江所领导的全国人大是夯地基、搭框架的机构。在极力走法制化国家道路的今天，中国人大固有的运行模式和自身的改革是张德江面临的最大难题。

　　2014年3月9日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张德江的工作报告从三方面部署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二是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三是继续加强和改进代表服务、对外交往、自身建设等方面工作。在中国的政治金字塔中，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被称为四大权力班子。按照法律，各地人大是有权力弹劾地方政府长官——省长；但是同时，各地省长又兼任省委副书记，归书记管辖。如此，各地书记和各地人大委员长的权力冲突如何界定？这一直是中共政权上的一个法理与现实的矛盾。

　　目前看来，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等改革派领导人坚定了全面改革的决心，以法治反腐为代表的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已经成为现实。自2013年两会至今，已经有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因为违纪违法被撤销代表资格，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另外，在中国的31个地方政权中，省级政协主席已经全部离开党委。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德江需要从自己的经验沉淀中寻求更多的政治智慧，努力推动中国人大变成一个钢印，强势支持配合中国的各项改革。人大改革的顺利推动，不仅能奠定张德江这个“委员长”的改革派政治地位，更有可能建立一套全新的中国人大运行模式，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政治体制逐步加强民主内涵的恰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