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名“部级情妇”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

　　近日，有大陆媒体再次转发文章解读中国高官的“情妇政治”，通过对大量的案例样本进行分析，认为要杜绝中国高官找情妇现象需要推进阳光法案。对此有分析称，虽然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案例都是5年之前，不过其结论和解决方法在今天依然有警示作用。

　　文章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样本。考虑到2000年庭审案件的侦查延展期，样本的实际涵盖期应是1998年至2008年，长达十年之久。被调查者，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等，同时亦考虑了中央地方、中西部不同发达地区的差别，按一定比例截取不同的样本。其中提及了名噪一时的“公共情妇”李薇，不过因为成文时间较早，并没有对另外一个传言中的“高官情妇”汤灿有所提及。

　　贪腐高官多有情妇

　　这份报告的样本的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已审判的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二是记者近年来亲自采访当事人辩护律师、家属及办案机关所得。其中后者占到样本的31%。报告显示，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高官平均案发年龄为62.58岁，其妻子平均年龄约60岁，而情妇则降至51.42岁。样本中，高官与结发妻子年龄相仿，均为困难年代相识，风雨中走过数十载。而与情妇平均年龄相差11岁多，最大差距为30余岁。

　　就学历与履历而言，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6人有高干子弟背景，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利；有12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规本科学历；其余多数为“泥腿子”，从最基层发迹，奇迹般一路攀升。

　　抽检的样本显示，“问题高官”早在而立之末和不惑之初，熟识并与情妇们建立长期关系。他们多位居厅局级要津职务，极速的晋升使他们与结发妻子产生多重不和。

　　对照41名省部级高官的近40名情妇（含一名多个），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享乐型。如双方因情感出轨，最后一起同流合污；亦有部分为情感型，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与其记者情妇，即为情感型。

　　----互利型。性欲其次，金钱关系才是主要。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与李平。

　　----利益集团代言型。即与高官共谋，为某个利益集团寻求保护、谋取最大化利益。“公共情妇”李薇则为经典案例。

　　在上述约40名“部级情妇”中，仅14人在对应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体现；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其中仅5人被另案处理，分别为成克杰—李平，王怀忠—张爱云，李宝金—王小毛，刘志华—王建瑞，“公共情人”李薇。由此可见，作为部级高官的情妇，其所付出风险并不大。但是，拥有特权袒护的她们，所获回报却是不可估量的。有3名部级情妇已将触角伸到了举世瞩目的奥运工程上，她们来自北京、天津、青岛，分别为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原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公共情妇”李薇。

　　对于这种情况，报告认为，如果要彻底根除“高官情妇”现象，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坚决实施“阳光法案”，即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二是出台约束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规章制度。

　　被频频提及的李薇

　　绝大多数“高官情妇”发迹通常是白手起家，通过收取大笔贿赂注册成立公司，以挂靠大国企或合作运营的方式从事与高官职责相关的业务。在这些案例其中，另一个超级高官情妇----李薇被频频提及。

　　李薇周旋于数个高官之间，并编织了一张迄今为止最为庞大、复杂的腐败网络。李薇，1963年9月24日生，年龄比王建瑞、王小毛小。她祖籍云南省昆明市。记者接触过她的早年邻居，对方称李薇为人开朗，长相周正，“是个贤惠顾家的好姑娘”。不过，这些粗浅的印象只停留在昆明市青年路12号，在经历一番城市拆迁后，那里已被一排嘈杂的商铺代替。

　　李早年在深圳读书，并获得那里的户口。她与王建瑞类似，有过一段并不如意的婚姻。前夫曾是云南某知名卷烟厂厂长，职权亦是显赫一时，李依靠这层关系接触到她的家门、原云南省长李嘉延。此后，李嘉延案发，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和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相继获刑。

　　期间，李薇找到早年相识的一名财经大员在京避难。此后，又经此人介绍，认识了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又经陈引见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相识。这个异乡女子，由此周旋于各个省部级高官之间，并一直与各方保持暧昧的关系。

　　李薇别称“李姐”，这仅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流传。《财经》杂志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李薇）给人印象颇好：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头，身材匀称。”

　　依其相貌来看，李薇并非绝色女子，但“在众人中，她还是比较显的”。更为关键的是，李薇“谈吐举止有度，话语和缓”，这具备一个温柔女性的所有品质；但若遇大事决策，亦可“拍案定调，雷厉风行”。

　　相识者称，难能可贵的是，李薇为人极其低调，不主动惹事，且从不过分依赖于某个高官，对后者所作所为言听计从。如此性格及言行，确为“高官情妇”中罕见。她身上已具备了“影子地产寡头”的雏形。她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NC国际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另派表妹李云梅作为NC国际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负责其在内地的项目运作；又以其妹妹李娴作为台面人物在深圳注册公司，并最终与李云梅共同控股境内的公司及财务，以此达成双保险。

　　2008年2月5日，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案在厦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宣判，杜因受贿罪获刑无期。他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款，大多牵涉两个女人：帮其收钱者梁巧云和行贿者李薇。

　　此时李薇的身份颇为微妙，因为以行贿者而非情妇的身份认定李薇的涉案性质，实际直接影响到杜世成的量刑轻重。但办案人员称，李薇对杜世成案发后供出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颇有微词，她在案发后亦拒绝承认其与杜世成的特殊关系。

　　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在青岛地产市场游刃自如的李薇，若无杜世成援手，恐难轻易染指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等重点工程的商业开发。根据已查证的事实，李薇的NC国际有限公司进退泰山地产公司，即通过陈同海低卖、杜世成高收，净赚1亿余元。其后，李薇又获得了杜世成提供的青岛奥帆基地的垄断性商业开发权力。

　　杜世成送给李薇的第二份大礼，是为2008奥帆赛重点配套项目----李村河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这个青岛“十一五”重点工程总投资1.83亿元，股权几经转让，最后落入李薇之手。

　　高官的妻子们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奉献着的女人，而一个腐败男人的背后也常常伴随着一个贪婪的女人。正如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的那句名言：“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来自中西部的一位高官妻子，虽年已50，但一副江南女性温婉柔和的形象，身材不高，略有一点发福，白皙的脸上只有少许皱纹，常有的微笑让她颇显气质。她说自己所在的政府大院，如同一个寡妇村，平日几乎没有男人在家。“夫人们在一起议论，发现最长的一个官员已长达8个月未回家睡觉。”她说。

　　上海社保案揭盅之时，一个“夫人俱乐部”映入公众眼帘。这个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夫人为主要中心的夫人集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圈子，并与腐败力量利益共沾。而官方针对陈良宇的通报称，“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有一人曾3次堕胎。”

　　与高官不归家相对应的，是一些高官亲属的移居海外，亦即“裸官”现象。庞家钰获刑时，民众才发现她的妻儿已在2002年移居国外。这个全新的高官腐败样本，先因骄奢淫逸的生活被口诛笔伐，落马后又因“裸官”意外成了网络红人。庞家钰引发的“裸体做官”现象的讨论，更值得人们深思。

　　对照41名样本高官，他们的妻子年龄相仿，但从事的工作多为辅助性的文秘、离退办等清水单位的闲散职务。对应于高官们的学历与出身，这些妇人多数为他们“落难”时相识，还有农家妇女，一起走过数十年，已无分家可能。

　　另一位高官夫人告诉记者，她为人活络圆通，在年轻时拥有男人一般的刚强性格。在那些并太愉快的年代里，她在丈夫身后始终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丈夫勾心斗角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智慧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甚至博得了“外交夫人”的美誉。但针对丈夫的情妇，她既不能举报，又无法离婚，移居国外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在缺乏社会监督的环境下，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实惠。而“阳光法案”的实施，已显得迫在眉睫。

　　三令五申司空见惯，但收效甚微。如1995年中办、国办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组部、中纪委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些制度仅限于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差之甚远，实效也微乎其微。

　　在中国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权力寻租极易通过裙带路径扩张，制度疏漏还相当严重。纵观41名高官的“情妇门”现象，即是明证。这些官员一路扶摇升迁，尾随其至少10年的情妇们亦雨露均沾，足见申报规章在此形同虚设。

　　“阳光法案”是世界各国采用的最广泛的反腐手段之一，已在90多个国家实施。中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报告最后指出，以此观之，中国尽快实施“阳光法案”，不仅是自身法治建设之急务，也是不容推卸的国际义务。